1989年10月1日夜,北京人民大会堂南侧的宴会厅灯光暖黄,晶亮的水晶吊灯照得每个人都精神抖擞。宴会名单里,一个名字特别醒目——古月。许多将军和老同志对他并不陌生,可只要他一出现,总有人情不自禁叫一句“主席来了”。这天也一样,进门不到五分钟,围过来的就不仅是摄影记者,还有端着酒杯悄悄靠近的工作人员,气氛颇为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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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簇拥之间,古月被礼貌地“推”到了杨尚昆身边。老人家端坐,目光和蔼。杨尚昆向他招手,让出椅子:“坐这边。”古月刚落座就下意识挺直背脊。显而易见,他有点紧,这同他在镜头前的沉稳判若两人。有意思的是,杨尚昆话锋开得爽快:“你可别紧张,我见过的真毛主席,可没这么拘谨。”随即一句轻描淡写的提醒——“毛主席要再潇洒一些”——让桌边众人笑声连连,也把古月的僵硬打散了。

镜头闪烁,快门声响个不停。就在相机捕捉瞬间的同时,古月脑子里却闪回了六年前的另一幕。1983年,他第一次饰演毛泽东,片场设在贵州遵义深山。胶片机轰鸣,山风猎猎,他抬手抹汗,忽然听见导演喊停:“像,但还差点味道!”那句话后来成了他最难熬的一根刺,也逼着他往“神似”里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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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口“味道”,古月跑进了图书馆、档案馆、电影资料馆,翻旧报、看纪录片。湖南方言拿捏不准,他干脆住进韶山一户朴实农家,跟着老乡一起下田、摆龙门阵。傍晚虫鸣声里,他反复模仿毛泽东讲话的韵脚和断句,嗓子嘶哑就含几粒冰糖顶着。有人劝他缓缓,他摆手:“这点苦算什么?真正的难,是让观众忘记我姓胡。”

动作细节同样严苛。比如搓茶叶入口的小习惯,他从李银桥那儿听来后,在家练了一个星期,直到手指与茶水接触的力度、时间都接近历史影像。再比如散步时左臂自然垂放、右臂略抬的节奏,他硬是揣摩到闭眼都能复现。身边朋友看得头皮发麻:“别演着演着,把自己演丢了。”古月只是笑,没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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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国庆节前,北京街头一张《开国大典》的海报贴得火红。古月穿呢子中山装的定妆照立在最显眼的位置,不少路人举着相机拍海报,嘴里啧啧称奇。片子上映时,电影院散场竟出现观众向银幕行注目礼的场面,连宣传科都说“这种反应很罕见”。票房之外,更大的奖赏来自普通人的认可——寄来的信件一沓沓,甚至有小学生给他写“敬爱的毛主席”开头的作文。

这股热度跟着他一直烧到了宴会厅。有人想要合影,有人求签名,他只能礼貌而迅速地微笑、摆手、落笔,再移到下一位。不得不说,这种被簇拥的感觉对演员来说是荣耀,也是一种负担,他最怕的就是“忘了自己是一名文艺兵”。所以,只要离开镜头,他依旧保持过去在昆明军区时的简朴:两条旧围巾轮换、外套磨出边才肯换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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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宴会厅里。几杯香槟下肚,杨尚昆侧过身子,压低声音:“表演上,你要敢把毛主席的潇洒劲放大。越松弛,越显底气。”古月点头,没急着接话。他略微偏头,视线落在大厅中央那幅《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油画上,像是瞬间领会了什么。“明白了。”短短三个字,他吐得平静,却带着隐约的欣喜。随后有人按下快门,恰好抓住杨尚昆凑近他耳边的瞬间。那张照片后来在不少报纸刊登,成为一段佳话。

宴会结束前,古月悄悄把桌上的香烟盒塞进兜里。这不是占便宜,他只是想留件“现场道具”练手——毛泽东惯爱用指尖轻敲烟盒,他还没摸准那个敲击力度。事情被一位服务员看见,对方忍不住问:“您留作纪念?”古月摆摆手:“练功用,别告诉别人。”一句轻声的自嘲,却透着做学徒般的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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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他在横店片场再度穿上灰呢礼服。镜头启动,新中国开国那天的天安门城楼焕然眼前。他抬手,缓缓挥向人群。导演没喊停,摄影师没挪镜,全场安静得只剩胶片送片的轻响。那一幕被剪进电影,后来不少老兵看完说,“像极了”。有人问他秘诀,他只是笑:“潇洒一点,是杨老总教的。”

电影院灯光亮起时,多数观众不知道,银幕外的古月,正趁休息间隙对着小镜子比划手势;也不知道,他随身带着那只烟盒,盒面已经被指甲敲得斑驳。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距离,每一次碰撞都会留下痕迹。古月不在意那点磨损,他只关心下次出场还能不能把劲道再放松几分,再真切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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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的喧哗早已散去,照片却定格了一个瞬间:一位共和国元老的叮咛,一个特型演员的点头,会心又肃穆。若干年后,人们翻看这张照片时,更愿意把它当作一段默契的见证——在历史与艺术之间,有人始终努力靠近真实,也有人提醒他保持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