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8日傍晚，陈嘉庚一落座就笑问：‘主席，您还记得延安那碗鸡汤吗？’”一句调侃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把在场的周恩来、叶剑英都逗乐了。时隔九年，老人家再次踏上祖国北方的土地，心里那股子热乎劲儿，比五月的京城还炽烈。
火车站的月台上，董必武举着帽子，一步三回头。“嘉庚先生，累不累？”陈嘉庚摆摆手：“见到新中国，什么疲惫都值。”这话听上去随意，却是肺腑。一路从新加坡到香港再到天津，他亲眼见到五星红旗已在许多码头升起，过去种种艰险，突然像翻篇的旧报纸，哗啦一声丢进史册。
住进东交民巷招待所的第一夜，陈嘉庚没有躺下就寝，而是打开那只被他称作“延安箱子”的旧皮箱：两本账簿、一摞信件、一张当年八路军战士在滇缅公路旁合影的照片——还有一小罐没用过的氰化钾。窗外汽车喇叭此起彼伏，老人却愣神良久。那罐药粉曾陪他在印尼玛琅的屋顶下熬过无数高温夜晚，只要日军破门，他就准备自绝以保机密。如今北京街头灯火通明，他决定把它锁进历史。
第二天午后，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他们并肩坐了不到半张桌子的距离，毛主席一开口先问：“旅途劳顿，可有不适？”话音未落，陈嘉庚抓住机会汇报：“延安告别时您交代的两件事——劝蒋介石合作、向南洋侨胞转告真相——我都兑现了。”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可别小看那“兑现”二字。1940年夏，陈嘉庚带着南侨总会的钱物先到重庆，蒋介石宴请八万元银元的排场让他心里犯冷。他一句“前线缺枪，后方奢靡”暗讽，旋即按计划北上延安，见到的却是毛主席用借来的土鸡招待。两种景象，形成最直接的对比。陈嘉庚当晚记日记：“革命胜败，或已明朗。”
延安短短八天，他看了窑洞医院、看了女子大学，还看了八路军马匹磨破皮也要拉炮的场面。离开那天，毛主席只提两件事：一、劝国共合作；二、请华侨了解共产党是真抗战。陈嘉庚当即允诺，只字未提个人安危。路上有国民党特务跟随，他装作没察觉，在西安落脚的商号里连夜写信，把延安所见所闻寄往南洋。通电一出，蒋介石满脸阴沉，暗中嘀咕：“这老先生倒真敢。”可信件一到星洲报馆，侨胞们拍案叫好，捐款去向自此东转西流，更多地流向了敌后战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新加坡贴出百万元悬赏：“捉拿陈嘉庚，活要见人。”他被迫辗转印尼，靠厦大校友黄丹季东藏西躲。一次凌晨，日兵错把2号屋当4号屋，闯进来搜人，眼看就要露馅，全靠黄丹季硬说自己是破落荷兰商人，才蒙混过关。逃回房里，陈嘉庚拍着胸口：“好险！”却转身又把救国账簿摞得整整齐齐：“人要在，钱要到，中国缺一不可。”那份执拗，黄丹季后来回忆，连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1945年日本投降，新加坡街头鞭炮半夜不息。有人劝他趁势休养，别再趟政治浑水。陈嘉庚笑答：“国家好了，侨胞才能安心做生意。”很快，他又把精力投向重建厦大、发动侨界投资祖国。三年间，新加坡到香港的轮船几乎每趟都带着他签名的捐款单。
因此，当1949年初毛主席发来电报邀请，他没多想就点头。一路上，有记者问：“先生为何老劳奔波？”陈嘉庚反问：“倘若你在外漂泊三十年，家乡请你回去写新章，你走不走？”一句话堵得对方无言。
回到怀仁堂的会谈持续到深夜。毛主席提及新政协、人民政府的蓝图，陈嘉庚听得眼睛放光：“我要把南洋的年轻人一批批带回来，建设新中国。”毛主席点头：“正合吾意。”屋外槐树沙沙作响，灯下两位老人相视一笑，都明白艰难岁月已翻篇，更浩大的事业正等着他们。
九月，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陈嘉庚被推选为常委。大会散场，他倚着人民大会堂的汉白玉栏杆，看见夜空星子散落，忽觉肩上责任更重，却又心安。有人悄声问他感想，他摇头：“今天说再多华丽词都嫌浅，干就是了。”简短八字，像当年挥手送走滇缅司机时那句“坚持到胜利”一样，铿锵有力。
日后，毛主席称他“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八个字没有繁饰，却把一个海外赤子的血性与情怀写透。1961年陈嘉庚病逝，北京到集美的送行队伍隔着千山万水，却同擎一颗心。人走了，旗帜还在飘。至今想起他，很多老机工只说一句：“老陈靠谱。”三个字，足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