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北京。病榻上的杨昌济气息微弱，他紧紧拉着前来探望的好友章士钊的手，用尽力气嘱托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知道，先生口中的“二子”，便是他最器重的两位学生。先生看人，一向很准。
这位被蔡元培赞为“本校失此良师”的杨昌济先生，可不是一位普通的老夫子。他早年留学日本、英国，还考察过德国、瑞士，带回来的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一种看世界的新眼光。1913年，他回到湖南，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书，讲授伦理学、教育学。那时候的中国，风雨飘摇，思想界更是百家争鸣，而杨昌济的课堂，无疑成了当时湖南思想界的一座灯塔。
他的课堂从不枯燥。讲到国家危亡，他常常痛心疾首，将强烈的爱国情怀融入到每一堂课里。这种情怀，像一颗火种，深深地埋进了一个农家子弟的心里。
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非常敬重这位学贯中西、平易近人的老师。课余时间，他几乎成了杨家的一名常客，时常登门求教，一谈就是大半天。杨昌济也对这位“资质俊秀”的农家子弟青眼有加，甚至用曾国藩、梁启超的例子来勉励他，认为农家子弟中多出奇才。可以说，在杨家的小院里，一位师者正用自己的学识与风骨，浇灌着一棵未来将要撑起整个民族的参天大树。
当然，杨昌济看重的，并非只有毛泽东一人。他临终托付的，是“二子”。
另一位，叫蔡和森。
蔡和森与毛泽东是湖南一师的同窗，更是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一同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这个团体在当时的长沙，可谓是革命青年的大本营。如果说毛泽东是沉稳的实践家，那么蔡和森就是激情的理论家。两人一静一动，相得益彰。他们的友谊，是在橘子洲头的指点江山中建立的，是在《湘江评论》的笔墨官司里磨砺的。杨昌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深知，这两个年轻人思想的火花一旦碰撞，迸发出的将是改变中国的巨大能量。
1918年，杨昌济受蔡元培之邀北上，到北京大学任教。他没有忘记远在湖南的学生们。在他的引荐下，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份工作，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思想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飞跃。与此同时，蔡和森也在杨昌济的帮助下，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并见到了李大钊、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杨先生就像一位精心的布局者，他不仅传授知识，更在为自己看好的年轻人铺设通往更广阔天地的道路。
先生去世后，他所托付的“二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们走上了同一条救国之路，却又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蔡和森远赴法国，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他与国内的毛泽东鸿雁传书，跨越万里重洋探讨建党的理论与方针，堪称我党早期理论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1921年底，蔡和森回国，正式入党，与毛泽东在国内重逢。这对昔日的同窗挚友，此刻已是革命道路上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共同面对党内的争论，共同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努力。蔡和森率先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虽然在当时备受争议，甚至被胡适讥讽为“乡下人谈海外奇闻”，但历史证明，这一口号精准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本质。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不平坦，反而充满了血与火。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八七会议”上，蔡和森立场鲜明地批判了右倾错误，并极力推荐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坚定支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他的远见，为我党及时纠正航向、开辟新的革命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遗憾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革命理论家，却未能亲眼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白色恐怖愈发残酷，他的爱人向警予先一步被捕牺牲。蔡和森强忍悲痛，在悼文中写下：“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他将悲愤化为力量，继续在最危险的地方战斗。
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两个月后，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36岁。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自己的信仰画上了壮烈的句号。
杨昌济先生托付的“二子”，其中一位，就这样陨落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剩下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另一位的肩上。毛泽东带着挚友的遗志，以及千千万万牺牲同志的期望，继续在井冈山、在延安、在西柏坡探索着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将蔡和森等同志在理论上的探索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最终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杨昌济先生的临终遗言，像一个跨越时空的预言。他看准了两个人，一个奠定了理论的基石，一个开辟了实践的道路。虽然其中一位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但他们共同点燃的革命火炬，最终由另一位高高举起，照亮了整个中国。先生一语，重若千钧。斯人已逝，但那份沉甸甸的托付，却穿越了百年风雨，回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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