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世纪悍匪”，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张君——8年里夺走28条人命，在湘鄂渝三地搅得人心惶惶。
可鲜少有人知道，同一时期的云南，还藏着一个更狠的角色：他顶着“铁路警察”的光环，两年多就杀了19人，其中有军人、有警察，甚至还制造了震动全国的“杜培武冤案”。这个人，就是杨天勇。
1959年出生的杨天勇，表面上是昆明铁路局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的干警，穿制服、戴警帽，走在街头谁看都是“正义的代表”。
可背地里，他早就把警徽的意义抛到了九霄云外，满脑子都是如何靠歪门邪道发大财。他的犯罪之路，得从1994年遇到一个叫肖林的人说起。
肖林是杨天勇的小学同学，当时刚从东北佳木斯骗了100万逃到云南，正愁没个靠山。听说杨天勇当了警察，他立马找上门——毕竟“官匪勾结”的戏码，在他眼里最保险。
第一次见面，肖林就故意跟杨天勇透了自己诈骗的底，想试探对方的底细。没想到杨天勇听完不仅没报警，反而拍着大腿说“咱俩是一路人”，第二天还把肖林请到家里吃饭，俩人心照不宣地达成了“犯罪同盟”。
1995年初，肖林在空军医院住院时，又用假军官证（化名“夏彬”，自称少校）骗了老乡滕典东入伙。到了1997年，杨天勇觉得“人手差不多了”，又拉来同乡杨明才，肖林则招来了肖利、柴国利、左曙光，一个8人犯罪团伙正式成型。
不过在动手前，杨天勇还有个“特殊要求”：先杀个人练练胆。他不仅把自己复员时私藏的手榴弹、匕首拿出来，还贡献了自己的吉普车，让肖林带着手下出去“实操”。
1997年4月6日下午，肖林、滕典东、柴国利在昆明春苑小区盯上了一辆警兴吉普车，司机杨卫东正在后座整理东西。肖林二话不说，拿手榴弹把杨卫东砸晕，柴国利跟着补了几刀，直接把人杀了。
事后几人慌得不行，“神情恍惚，心里乱得像团麻”，杨天勇倒淡定，直接给了他们两万块，让他们去大理“散散心”，美其名曰“缓解压力”。
有了第一次杀人的“经验”，这伙人胆子越来越大。1997年7月10日，杨天勇和肖林策划了一场更“周密”的行动：肖林、肖利、柴国利穿军装，假装成军人，在禄丰县城盯上了带枪的农具厂保卫干部周国祥。
肖林上前忽悠：“同志，帮忙抓个携款逃跑的士兵呗？”周国祥没多想就上了车，结果刚到城郊，就被两人活活刺死，身上的“五四”手枪和3发子弹也被抢走。
有了枪，杨天勇更嚣张了，开始给团伙搞“军事化训练”——他让手下穿警服、戴“执勤”袖标，拿着手枪在昆明东郊公路上堵车“演习”，要求敬礼手势必须标准，连真警察路过都没怀疑。
为了让手下不怕死人，他还特意带他们去昆明火化场，看尸体怎么变成骨灰，美其名曰“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更离谱的是，杨天勇还把团伙包装成“公司”，杀人抢车叫“活动”，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每次“活动”所得，先扣20%当“成本”，剩下的按等级分配，普通成员还没资格知道“成本”花在哪；谁要是敢私自带外人进“公司”，罚款1000元充公；抢来的工具也归“主管”（也就是他自己）分配，其他人连碰都不能碰。
这套“管理手段”居然还挺“有效”，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作案29起，一次次躲过了警方的侦查。
不过这伙人最令人发指的，还是1998年4月20日犯下的案子——不仅杀了两名警察，还让无辜者背了锅。那天晚上8点多，杨天勇等人觉得“闲着无聊”，带着“五四”手枪和手铐，开着挂军牌的白色微型车去滇池路“抓卖淫嫖娼”，想趁机捞点钱。
在海埂练车场，他们看到一辆昌河面包车里坐着一男一女，正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晓湘和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
杨天勇上前亮了“身份”：“我们是禁毒队的，出示证件接受检查！”王晓湘立马回应：“我们也是公安局的。”滕典东和杨明才想直接上手铐，王晓湘不让，要求看杨天勇的证件。
杨天勇把证件递过去，趁王晓湘准备给市公安局局长杜敏打电话时，杨明才一把抢过手机，强行把两人铐在车上，还抢走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王俊波刚想反抗，杨天勇就用抢来的枪把他射倒，接着又杀了王晓湘，杨明才怕两人没死透，还拿扳手朝他们头上各砸了两下
事后，这案子居然被错判到了王晓湘丈夫杜培武头上——杜培武是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警方认定他因怀疑妻子和王俊波有私情，故意杀人。
1999年2月，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了死刑，上诉后改判死缓，直到杨天勇落网，他才沉冤得雪，被无罪释放。
这伙人的残忍还不止于此，他们杀人完全看心情，毫无理由。1998年6月9日，杨明才、滕典东开着公安面包车从玉溪回昆明，路过晋宁县晋城镇时，看到路边有个叫王芬的贵州女子。
滕典东喊了一声“喂”，把车停下，王芬以为是生意来了，就上了车。杨明才当场把人按在后座施暴，事后滕典东觉得“不如拿来练练手”，直接把王芬掐死，尸体随便扔到了路边河沟里。
搜王芬的包时，里面只有一根带子、一支口红、一把梳子、一面镜子、一个身份证，还有一毛钱——连这点东西都不放过，可见其贪婪。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们的毁尸方式。杨天勇和肖林在昆明租了三个养殖场：东郊两个是杨天勇的住处，西郊水库边的是肖林的，里面养着狼犬和猪，肖林还养了一群鸽子，表面是“养殖场”，实际是他们的“毁尸工厂”。
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就把受害者尸体拖到这里，肢解、煮熟，然后喂给猪和狗。在他们杀的19人里，有11人都被这样处理，连骨头都没剩下。
2000年5月31日，这伙人迎来了最后一次“疯狂”。那天上午，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民警朱昆和朋友（退伍军人王元福）开着黑色奔驰S320出门，刚上石安公路就被杨天勇盯上了。
他一边开车跟，一边给前方“执勤”的滕典东发暗语：“我们过来了，黑！”（意思是堵黑色奔驰）。滕典东和左曙光穿警服拦下车：“缉毒队例行检查，出示证件！”朱昆刚把证件递过去，杨天勇就带着人冲上来，拿手铐把两人铐住，押到微型车上，直接拉回了养殖场。
这边杨天勇让人把奔驰车以12万元卖到贵阳，那边他在卫生间里“讯问”朱昆和王元福，问完就找了根绳子把两人勒死，留下杨明才处理尸体。可他们没想到，这次作案后没多久，就栽在了一部手机上。
2000年6月，昆明警方开展侦破会战，6月14日，警方发现一部涉案手机突然开机，定位后发现，柴国利正带着姘夫张卫华在典当行卖这部手机。民警当场把两人抓获，经过审讯，柴国利全盘托出了杨天勇团伙的罪行。
昆明警方立马成立指挥部，调集350人组成5个抓捕组，在昆明、楚雄、湖南等地展开抓捕，59小时后，8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被捕后，警方在杨天勇住处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癖好”：他居然喜欢给受害者做“讯问笔录”。保险柜里整整齐齐放着一摞笔录，上面还有受害者的签字，格式比真警察做的还规范。
从新平县政府司机刀国兴，到商人李双全，再到民警朱昆、退伍军人王元福，只要是杨天勇亲自“讯问”的人，死前都得签这份笔录。后来在法庭上，辩护人问他为啥这么做，杨天勇说“为了逃避打击”，肖林却拆台：“他就是想搞当官的材料，掌握社会情况。”
2000年10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杨天勇、肖林、杨明才、滕典东、肖利、柴国利、左曙光7名主犯，因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抢劫枪支弹药罪等，全部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1月17日，这7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团伙，终于彻底覆灭。
本文系社会新闻/真实案件改编，部分人名为化名，本文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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