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越边境那个不起眼的小村寨彻底炸锅了。

那个消失了十三个年头的黄干宗,居然大活人一地冒了出来。

当他扑通一声跪在自家门槛前,对着满头白发的老爹老娘嚎啕大哭时,围在边上看热闹的老乡们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大伙心里都犯嘀咕:这娃早在79年那场仗里不就没了吗?

抚恤金领了,烈士牌子挂了,谁能信他还能喘气儿?

怪事还在后头。

回来的黄干宗才三十出头,身板硬朗,按理说正是过日子的好时候。

上面给政策,媒人把门槛都踢断了想给他牵线,可他倒好,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概回绝。

后来干脆在边境开了个杂货铺,孤零零一个人过了一辈子。

有人嚼舌根,说他在那边欠了风流债;也有人说是被那十三年的野人日子吓破了胆。

说白了,你要是看透了他在那十三年里几次在鬼门关前的算计,就会明白,这就不是个简单的“野人历险记”,而是一个普通人在没路可走的时候,为了活命做出的最精明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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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把时间拨回1979年那个晚上,当时的局面,对黄干宗来说就是个死胡同。

他是搞后勤的,本以为不像突击队那样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可越南那边路子野,特工专挑后勤线如狼似虎地咬。

那天半夜,炮火一停,摸营的就上来了。

黄干宗手里没家伙,刚躲到树后头想看一眼,后脑勺就挨了一记闷棍。

等两眼再睁开,人已经被五花大绑扔在山洞里了。

这会儿,摆在他跟前的就两条道。

头一条,是被越军大部队抓了去。

那时候两边都杀红了眼,真要是当了俘虏,那罪可就受大了,能留口气儿都算祖坟冒青烟。

第二条道,也就是他碰上的真事儿,简直离谱——他被“绑票”了。

绑他的不是凶神恶煞的壮汉,而是两个二十啷当岁的越南姑娘,手里端着枪,身上却没那层绿军皮。

这俩女的,一个叫黎氏萍,一个叫阮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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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黄干宗醒了,没动刑,反倒用磕磕巴巴的中国话来了句:“别怕,不杀你。”

这话里头,全是这俩女兵的小算盘。

你也得看看那时候越南是个啥光景。

仗打得昏天黑地,男丁都快抓绝了,连女人都被逼着拿枪。

这俩姑娘就是被硬抓来的壮丁。

她们心里的账算得门儿清:

要是硬着头皮上,去跟中国大炮硬碰硬,那就是送死。

要是当逃兵跑回家,被督战队逮住也是个枪毙。

最后,她们咬牙选了第三条路:钻老林子,当野人。

可钻林子有个大麻烦——咋活?

两个女流之辈,在那片连北都找不着的原始森林里,要想活命,体力根本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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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急缺个干苦力的,最好是个身强力壮的大老爷们。

所以在偷袭那晚,她们没开枪,也没拿黄干宗去换军功,而是费了牛劲把他拖进深山。

在她们眼里,这哪是敌人,这就是张能喘气的长期饭票,是活下去的本钱。

当那个女兵说“给你松绑,别跑”的时候,这买卖算是谈成了。

对黄干宗来说,这也是没招的招。

两把冲锋枪指着,想跑?

门儿都没有。

再加上那是越南大后方,林深草密,就算跑出山洞,能不能摸回国界线全是未知数。

既然对方不想杀人,那就先顺坡下驴,保住小命再说。

于是,这种奇特的“三人行”日子开始了。

刚开始,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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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俩女的轮流出去找食儿,盯着黄干宗只准在洞口转悠。

黄干宗脑子也转得快,特“懂事”。

主动去砍树、搭棚子、干重活。

这招棋走得高明,他是在向对方亮底牌——瞧见没,留着我干活,比一枪崩了我划算多了。

这微妙的平衡,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给打破了。

大概是水土不服,黄干宗倒下了,烧得跟炭似的,躺在草堆上哼哼,动弹不得。

这下轮到那俩女兵做选择题了:是扔了这个累赘,还是救?

按理智算,拖着个病号在深山里,那是自找麻烦,搞不好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可人心毕竟是肉长的。

日子久了,黎氏萍和阮氏英对这个中国汉子有了依恋。

她们没日没夜守着,烧水喂饭,宁肯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给他留口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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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病,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病好后,黄干宗心软了。

这是救命之恩,也是绝境里抱团取暖生出来的情分。

三个正当年的男女,在那个没炮火只有鸟叫的深山沟里,原来的界限慢慢磨没了。

黄干宗没再拒绝那份情意,三个人就像原始部落的家庭一样,搭伙过起了日子。

这一晃,就是整整十三个寒暑。

在这十三年里,黄干宗其实早就自由了。

跑远路去摘果子也没人管,想跑随时能跑。

可他脚底下跟生了根似的,没动。

为啥?

有人说是有了感情,有人说是麻木了。

但要从博弈的角度看,纯粹是因为“信息瞎子”带来的恐惧。

在黄干宗脑子里,外面还在打仗呢。

只要踏出这片林子,要么被越军抓了当靶子,要么被当逃兵处置。

反倒是在这山洞里,虽然日子苦点,起码脑袋是稳当长在脖子上的。

直到一个破酒瓶子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那是十三年后的一天,黄干宗在林子里找野果,脚下踢到了个硬邦邦的东西。

捡起来一瞧,他浑身血都凉了,紧接着眼泪哗哗往下掉。

那是个印着汉字的中国啤酒瓶。

这玩意儿对他来说,比任何情报都值钱。

它透了两个底:

第一,仗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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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干后勤的,门儿清,打仗时候物资管得严,这种民用啤酒绝不可能流到敌国去。

只有两国通商了,这货才能进来。

第二,这附近有人,而且是中国人或者是跟中国做买卖的人。

就这一瞬间,黄干宗脑子里的开关被扳过来了。

一边是陪了十三年、没名没分的俩“媳妇”,是这点深山里的温存;

这回,他没半点犹豫。

他甚至没回去跟黎氏萍和阮氏英打个招呼,顺着河沟子,疯了样往山下狂奔。

听着挺绝情吧?

毕竟那俩女人救过他的命,陪他度过了最苦的日子。

但在那一刻,回家的念头压倒了一切良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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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刻在骨血里的归属本能。

天黑前,他瞅见了村里的炊烟。

靠着越南边民帮忙,他联系上了中国那边。

1991年,这条漫漫回家路,他终于走完了。

可故事的尾巴,带着一股子苦味儿。

回国后的黄干宗虽然成了新闻人物,心门却锁死了。

他不结婚,不谈情,守着边境的小铺子度过余生。

很多人想不通,但要是站在他的立场算笔账,就全明白了。

那十三年的野人生活,虽说是“被绑票”,但也是这辈子抠不掉的一块肉。

那俩越南女人,既是看守,也是恩人,更是他在那段与世隔绝日子里唯一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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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后半辈子没法再接纳别人,这是感情在惩罚他。

听说后来日子安稳了,他曾想回越南找那娘俩,可茫茫人海,深山老林,哪还有音信。

战争这东西,不光碎人身子,更碎人心。

对黄干宗来说,能活着回来,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

至于那些丢在深山里的恩恩怨怨,成了他这辈子账本上,永远平不掉的一笔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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