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庆元元年的临安，秋风卷着梧桐叶掠过御街，却吹不散朝堂上的阴霾。枢密使韩侂胄身着紫袍，立于垂拱殿中，目光锐利地扫过阶下群臣。刚刚扳倒宰相赵汝愚，他的权势正盛，但赵汝愚麾下那群信奉朱熹理学的官员，仍像一根刺扎在他心头。
“赵汝愚结党营私，引用朱熹等伪学之徒，蛊惑圣听，紊乱朝纲！”韩侂胄的声音掷地有声，回荡在大殿之内。御座上的宋宁宗赵扩面露犹豫，他刚即位不久，根基未稳，朝政全靠韩侂胄扶持。朱熹的理学虽已在士大夫中盛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君臣伦理，但在韩侂胄看来，这不过是赵汝愚集团用以笼络人心、对抗自己的工具。
此事的缘起，要追溯到一年前的绍熙内禅。当时宋光宗因病不能理政，赵汝愚联合宗室、大臣拥立宁宗即位，朱熹作为赵汝愚的挚友，被征召入朝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得以接近皇帝，频频上书论政，甚至直言批评韩侂胄“窃弄威福”。韩侂胄本是外戚，凭借拥立之功迅速崛起，自然容不下这样的掣肘。他先借故将朱熹排挤出京，又罗织罪名弹劾赵汝愚，最终迫使赵汝愚罢相，贬谪永州。
但韩侂胄深知，理学在士林中根基深厚，赵汝愚虽倒，其追随者仍遍布朝野。为永绝后患，他决意掀起一场“禁伪学”的风暴。庆元元年冬，在韩侂胄的授意下，监察御史胡纮上书，称朱熹理学“伪学猖獗，惑乱人心”，请求朝廷严禁。紧接着，吏部尚书叶翥、知贡举刘德秀等人纷纷附和，主张在科举中罢黜研习理学的考生，禁止理学著作刊印流传。
宁宗最终准奏。一道圣旨传遍天下：凡信奉朱熹理学者，皆定为“伪学党人”；科举考试中，若有考生引用理学观点，一律不予录取；朝廷官员若与“伪学党人”交往，轻则降职，重则罢官。一时间，临安城内人心惶惶。太学里，原本讲授理学的先生们纷纷停讲，学子们藏起《四书章句集注》，生怕被人告发；朝堂上，官员们相互猜忌，昔日因学术相近而交往的同僚，如今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有人主动揭发亲友，以表清白。
已归隐建阳考亭的朱熹，得知“伪学”被禁的消息，痛心疾首。他毕生钻研理学，主张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未想过自己的学说会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久后，监察御史沈继祖又弹劾朱熹“十大罪状”，诬陷他“私故人之财”“诱引尼姑以为宠妾”，极尽污蔑之能事。年近七旬的朱熹病倒在床，面对铺天盖地的诋毁，他只能上书自辩，却石沉大海。庆元六年，朱熹在悲愤中病逝，临终前仍在修订《大学章句》，身边只有寥寥几位弟子敢前来送别。
这场党禁并未止于禁绝理学，韩侂胄借此大肆打击异己。庆元三年，朝廷颁布《伪学逆党籍》，将赵汝愚、朱熹、彭龟年等五十九人列入黑名单，这些人或被罢官流放，或被禁锢终身，不得录用。史称“庆元党禁”。当时的临安城，流传着“道学行，人欲灭”的嘲讽之语，原本崇尚气节的士风，渐渐变得萎靡不振。官员们为求自保，纷纷迎合韩侂胄，无人再敢直言进谏，朝政日益腐败。
韩侂胄虽借党禁巩固了权势，却也引发了广泛的不满。理学在民间的影响并未因禁令而消退，反而有更多士大夫暗中研习，将朱熹等人视为楷模。随着时间推移，韩侂胄急于立不世之功，发动了对金战争，却因准备不足惨遭失败。朝野上下反对之声四起，有人趁机上书，请求解除党禁，以安抚人心。
嘉定元年，宋宁宗下旨，恢复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官职，解禁理学著作，允许士人研习。这场持续六年的党禁终于落幕，但它留下的创伤却难以愈合。许多正直的官员在党禁中含冤而死，士大夫阶层遭受重创，南宋的国力也在无休止的内斗中逐渐衰退。多年后，当人们重读这段历史，总会为那些因学术信仰而遭迫害的士人叹息，也为权力斗争对文化的摧残而扼腕——庆元党禁，终究成了南宋历史上一段难以磨灭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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