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运动”爆发后，王力、关锋、戚本禹成为了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和代行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事，都由他们去说和去做。毛泽东曾多次称赞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反潮流精神”。
1967年7月20日，武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林彪、江青一伙本想利用此事打倒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但最终未能得逞。江青很不甘心，便又掀起了对准老帅们及军队高层领导的“揪军内一小撮”恶浪，王力、关锋、戚本禹再次充当了“急先锋”。
7月25日，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华社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造反派》，提出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8月1日，“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号召“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并说“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社论清样印出来后，王力迫不及待地命令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此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8月7日，王力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在他的煽动下，8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
8月22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围攻并冲击英国驻华代办处。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命令陈伯达、王力赶到现场调解，但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连拖带推，致使造反派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的造反派与外面的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军串通一气，疯狂揪斗刘、邓、陶和他们的夫人……
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周恩来感到独木难支，他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先对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措施，先解决“中央文革”的“外围”。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把“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关锋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等材料收集起来，并让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带着这些材料，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
杨成武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只是说了句：“知道了。”
两天后，毛泽东终于对“王八七讲话”作出批示：“大、大、大毒草。”他又把杨成武找来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破坏‘运动’，不是好人。你单独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随后他又补充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指示后，非常高兴，他果断地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8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不久以后，他又派人逮捕了戚本禹。
隔离审查王、关、戚，是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较量的一次阶段性胜利，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此事在当时是绝密，在社会上也没引起什么大的震动，人民群众只知道王、关、戚一下子从报纸电台中消失了。但此事对于林彪、江青一伙来说，却不亚于10级地震，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他们也只好“弃车保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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