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春天，上海的一处空旷场地上。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死个人似乎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闻。
就在走上刑场前没多久，他干了一件常人哪怕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在一盏光线微弱的油灯底下，他和亲弟弟两个人，硬是一笔一划手抄出了整整十四封长信。
每一封信的分量都不轻，足足有十页信纸那么厚。
这些信的去向，全是当时中国闹腾得最厉害、情绪最高涨的地界——北大、清华还有复旦这十四所顶级学府。
他对弟弟撂下一句听着冷静、细琢磨却让人后背发凉的大实话：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明知是死路，为啥非要走？
这绝不是脑子一热的冲动，而是一个人被逼到墙角后，经过反复掂量搞出的最后一次反击。
那年头，日本人的军队找借口进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
整个中华大地都在抗日的烽火里煎熬。
虽说家底儿薄，爹妈得跑大老远去工厂干粗活，但这孩子早熟。
十六岁那年，他就进了上海一家造船厂，端起了工人的饭碗。
大伙得知道，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造船厂工人的身份有多硬。
那时候工人腰杆子直，工资虽说不能让你大富大贵，但绝对是旁人眼红的“金饭碗”。
起初，他还真就是这么过的。
脑瓜子灵，认字儿，在厂里也是把钻研技术的好手。
要不出岔子，他就是那个年代标准的“好后生”。
麻烦就麻烦在，这人太爱琢磨事儿了。
业余时间，他考上了夜校。
就在那儿，他碰上了“知识”这个既迷人又烫手的东西。
知识这玩意儿在当时有两面性：它既是让你长本事的良药，也是能颠覆你认知的猛药。
这些东西像一颗种子，在他心底埋下了“自由”的念头。
原本老实巴交的性格，开始变得爱钻牛角尖。
1957年，人生的十字路口到了。
那会儿运动来了。
第一条道，把嘴闭严实。
作为根正苗红的工人，只要他不吭声，这把火大概率烧不到他身上。
第二条道，把心里话倒出来。
他胆子大，直接批评领导办事官僚，抨击生活作风问题。
报应来得特别快：一顶“右派”的帽子，结结实实扣在了他的脑门上。
他想看看，这个环境到底能不能容下一句真话。
结果，试探崩了。
到了1960年，这顶帽子就被摘了。
按常理推断，吃过一回亏的人，总该学乖了。
既然帽子没了，那就老老实实回去拧螺丝，把嘴缝上，日子还能凑合过。
在被管制的那些年，非但没让他服软，反而帮他把逻辑闭环给跑通了。
他在蹲监牢和受管制的时候，啃了大量的书，把国际上的形势分析了一遍。
他认准了一个死理儿：堵住大伙的嘴、牺牲百姓自由的路子，注定是死胡同。
这时候，他给自己找了个精神偶像——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赫尔岑。
赫尔岑走的是啥路子？
流亡到国外，办报纸，揭露国内的真相。
为了能跑出去，他制定了一整套详细的战术。
头一个，选地儿。
他申请去靠海的船厂进修，这样能离大海更近点。
再一个，练本事。
他没日没夜地练游泳，甚至利用工作的便利，偷偷学航海技术。
最后，搞情报。
他开始收听外面的广播。
要知道，在六十年代，“收听敌台”可是大罪。
通过无线电波，他第一时间知道了肯尼迪遇刺的事儿，甚至还跟家里人念叨过。
从这些细节你能看出来，他不是疯子，而是一个智商极高、行动力极强的反叛者。
他想做中国的赫尔岑，哪怕是偷渡，哪怕死在大海里，他也觉得比在岸上憋死要强。
谁知道，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
1964年，“四清运动”来了。
办案的人在他屋里搜出了逃跑计划，也记下了他的那些“出格言论”。
这一回，上海方面判了他三年，定性是“反革命”。
这也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日子。
老爹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早早就丢了饭碗，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自己进了班房，原本让人羡慕的工人身份彻底丢了，成了阶下囚。
可历史的车轮滚到了1966年。
那段特殊的日子开始了。
他对弟弟低声说：“再这么搞下去，咱们的国家恐怕要万劫不复了。”
这时候，摆在案头上的选项没剩几个了。
选项A：继续忍着，在这个疯狂的世道里像只蝼蚁一样苟延残喘，随时准备被整死。
选项B：用某种法子，发出最后一声吼。
既然走不掉，那就留下来，当个“点火的人”。
他让弟弟去搜集各种传单和资料，带回家给他琢磨。
目标：全国最顶尖的智囊团——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大学。
工作量大得吓人。
他和弟弟两个人，一笔一划地誊写。
十四封信，每封都有十张纸那么厚。
在那个冻死人的冬夜，兄弟俩一边抄写，一边进行着生离死别的对话。
他说：“我偏要做顾炎武，当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我绝不后悔。”
普罗米修斯，那是盗火的神。
盗火的代价，就是被绑在悬崖上，日日夜夜受老鹰啄食心肝的苦。
信寄出去了。
这就是个阳谋。
在那个管控严密的社会网络里，这种行为跟自首没啥区别。
没过多久，幕后的人就被查了出来。
这一回，没审判，没刑期，直接就是终局。
在一片嘈杂声中，他被公开处决。
这一年，他刚好三十岁。
这是一个关于“认知成本”的故事。
他在1957年选了尊严没选安稳；在1962年选了自由没选苟活；在1967年选了真理没选性命。
当时可能有人觉得他傻：一个工人，好好过日子不行吗？
干嘛非拿鸡蛋去碰石头？
他知道，所有的疯狂早晚会过去，历史是螺旋着往前走的。
但在那个至暗时刻，总得有人站出来，哪怕只是发出一声微弱的呐喊，证明这个民族还有清醒的大脑，还有没断掉的骨气。
这声呐喊的代价是生命。
他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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