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未来需要在战略与军事政策上做出“一些决定”，但他同时强调“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根据1990年两德统一前夕签署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德国承诺永不制造或拥有核、生物和化学武器。
此外，德国于1969年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进一步从国际法层面巩固了这一义务。因此，发展本国独立的核武库对德国而言是一条法律上不可逾越的红线。
默茨的论述焦点并未放在突破现有条约限制上，而是转向探索在联盟框架内的“共同解决方案”。
他表示，德国的条约义务并不妨碍其与拥有核武器的盟友——特别是英国和法国——进行相关讨论。
默茨指出：“谈判仍在进行中，这与和美国分享核资源并不冲突。”这里提及的“与美国分享核资源”，指的是北约现有的“核共享”安排，即美国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五国部署战术核武器，并在特定危机情况下，经授权后可由这些国家的战机投送。
默茨的言下之意是，德国寻求的可能是在欧洲层面建立某种类似的、或更紧密的联合核威慑机制，作为对美国延伸威慑可能削弱的补充。
默茨的观点随后得到了德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同样来自基民盟的罗威坎普的呼应。
罗威坎普从技术层面补充道，德国虽然没有核弹头或相应的导弹，但拥有显著的技术优势，能够为一项“共同的欧洲倡议”做出实质性贡献。
他所指的“技术优势”可能涵盖多个高端国防工业领域，例如德国在潜艇建造、航空航天、精密制导以及核能技术方面所积累的深厚能力。
这些能力意味着，如果未来欧洲政治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决定启动联合核力量项目，德国将在非核部件、运载系统及后勤支持等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近年来，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的一系列言行，对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造成了冲击。
特朗普不仅多次公开批评欧洲盟国的国防开支未达到北约占GDP2%的目标，暗示美国可能不会保护那些“未充分投资”自卫的国家，还曾提出从丹麦手中购买格陵兰岛等非常规主张，并对欧盟国家威胁加征关税。
这些举动迫使欧洲更加严肃地思考“战略自主”问题，包括在最顶层的核威慑领域减少对单一盟友的绝对依赖。
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重申了对北约的承诺，但特朗普时期带来的不信任感已深刻烙印在欧洲的战略思维中，促使其未雨绸缪，探讨所有可能的安全选项。
当前关于欧洲核威慑的讨论仍处于非常初步和探索性的阶段，面临多重复杂挑战。
任何涉及德国实质性参与核武器运作的安排，都必须谨慎评估其与“二加四条约”及NPT义务的兼容性，可能引发严重的国际法律争议及外交风波，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强烈反对。
法国作为欧盟唯一的核武器国家，一向将其核力量视为国家主权的终极象征，对分享决策权持审慎态度。
英国虽拥有核武器，但其“三叉戟”系统与美国深度捆绑。其他无核武器欧盟国家，尤其是曾深受冷战阴影影响的中东欧成员国，态度也各不相同，部分国家可能坚决反对任何可能破坏现有北约框架或刺激俄罗斯的举动。
在德国国内，不仅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对发展或参与核力量持怀疑或反对立场，公众舆论也因历史原因对核武器议题极其敏感。
因此，默茨等人释放的信号，更多可被视为一种战略试探和议题设置。其目的在于，在俄乌冲突持续、地缘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政治风向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将欧洲核合作这一终极安全问题提上辩论议程，促使各方思考长远的安全保障方案。
这反映了德国及部分欧洲政治精英中日益增强的一种忧虑：即便常规军力得到加强，若缺乏可靠且自主掌控的终极威慑手段，欧洲的战略自主将是不完整的。
从“讨论”到“决定”，乃至最终形成可行的“共同解决方案”，其间道路漫长且布满荆棘。
德国及欧洲在此问题上的探索，无疑将是一场涉及法律、技术、外交、政治与历史记忆的复杂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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