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那个初夏，6月20号这天，毛泽东跟复旦的刘大杰教授凑在一块儿谈天说地。
聊着聊着，他对一位古人抛出了一通相当刺耳的评价。
这个被点名“批评”的主角，正是顶着“唐宋八大家”头衔的韩愈。
这番话要是传出去，准让人摸不着头脑。
谁不知道主席跟韩愈的“渊源”深？
不管是在延安蹲窑洞那会儿，还是后来进了北京开中央大会，他老人家没少自比韩愈的门生，更是动不动就拿韩愈的句子来教育手底下的干部。
一个捧着读了一辈子、活学活用了一辈子的“导师”，咋到了晚年，反倒被他这么“埋汰”？
其实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里面藏着的正是毛泽东搞学问、定决策的一套独门心法——
不光得懂“咋样吸取精华”，更得懂“咋样剔除糟粕”。
这笔旧账，得追溯到1913年。
那年头，毛泽东刚考进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来跟一师合并了）。
那会儿的青年毛泽东，笔杆子已经相当硬了，不过路数有点“野马脱缰”的意思。
他那时候迷信梁启超的调调。
早先在东山小学念书，老师批卷子还夸他“跟黄河决堤似的，一泻千里”。
搁普通学生身上，能把“康梁体”模仿得惟妙惟肖，尾巴早翘天上去了。
老袁是个前清举人，脾气那是出了名的古怪，人送绰号“袁大胡子”。
他给毛泽东指了条最枯燥的独木桥：去死磕韩愈。
这下子，年轻的毛泽东得做个二选一的抉择。
头一条道，一条道走到黑。
毛泽东二话没说，选了那条难走的道。
他心里这本账是咋算的？
想把语言这门手艺练到炉火纯青，就得专挑最硬的骨头下嘴。
既然决定啃硬骨头，毛泽东那是真下了死力气。
这哪是看书啊，简直是像做木工活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比对、修正。
几个月折腾下来，那本破旧书硬是让他给修成了“精装版”。
他在书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眉批。
看着在理的，写上“这话说得透”；看着别扭的，直接批注“狗屁不通”。
这功夫看着笨拙，其实精明得很。
挨了这一通“袁大胡子”式的魔鬼特训，毛泽东的笔风大变样。
当初那种飘在半空的才气落了地，化作了刀子般锋利、老辣且逻辑严丝合缝的笔力。
这套笔杆子功夫，后来成了他手里最得心应手的杀手锏。
韩愈这套东西学会了，咋用？
毛泽东可没变成那种掉书袋的老学究。
要是拽理论词儿，估计写几千字都绕不清楚。
毛泽东干脆把韩愈请了出来。
他在《原道》里抠出十二个字：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时间晃到1961年，形势又变了。
那会儿刚过完“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正忙着纠正“五风”（像什么共产风、浮夸风之类的）。
可政策往下推的时候，毛泽东看出了苗头：不少干部在那儿观望。
他们寻思这不过是一阵风，挺过这一年半载，风头过去了，照样能胡搞乱搞。
咋敲打这帮“老油条”？
1961年6月20号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把韩愈搬了出来。
毛泽东借着这个典故发挥：
要是死活不改，那咱们就撤职、查办。”
他这是给那些干部提个醒：别以为我跟你们闹着玩。
对于那些死硬的“政治鳄鱼”，下场只有一个——从队伍里踢出去。
从延安一路走到北京，不管是讲大道理还是整顿作风，韩愈在他手里，那就是一把随时能拔出来砍人的刀。
既然这么顺手，为啥到了1965年，他又要数落韩愈“缺思想”？
这恰恰是毛泽东的高明地儿——他把“手里的工具”和“脑子里的主义”分得清清楚楚。
但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根子上，他看得比谁都透：韩愈那是给封建王朝看家护院的。
比方说韩愈写《伯夷颂》，把伯夷捧成圣人。
毛泽东却针锋相对，觉得伯夷就是个对自己国家不负责的逃兵，是拦着人民解放大业的绊脚石。
再比如韩愈那篇有名的《谏迎佛骨表》，后人都夸韩愈敢说话。
为啥？
因为韩愈光知道从破除迷信的角度骂佛教，没瞅见佛教在经济上怎么祸害生产力。
两相比较，毛泽东更稀罕柳宗元。
所以，咱们再回过头看1965年他对刘大杰的那番谈话。
在毛泽东的逻辑闭环里，读书得走三步棋：
头一步，像在湖南四师那会儿，把大师的东西嚼烂了咽肚里，练出一身硬桥硬马的功夫。
第二步，像在延安和北京那样，把古人当成“军火库”，拿来为我所用，解决眼巴前的实际难题。
第三步，也是最要命的一步，跳出书本堆，站在历史的高处去审视他们。
你的笔法我可以拿来用，但你的立场我绝不买账。
这就是为啥他能成为那个“把红旗插遍中国”的伟人，而不是另一个躲在书房里摇头晃脑的“袁大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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