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道光皇帝那会儿，大清国的人口账本上赫然写着四个亿。
这数听着让人头皮发麻。
回想顺治爷刚进关，满打满算才七千万。
眨眼功夫，一百来年，这人丁翻了快六个跟头。
后来人聊起这事儿，总爱一拍脑门说：“嗨，那不就是红薯玉米的功劳嘛。”
那口气，仿佛只要撒把美洲种子，地里长出的人就能跟野草似的拦不住。
这账怕是算糊涂了。
隔壁日本、南边印度也都引进了这些庄稼，咋没见他们那时候人口翻六番？
光指望两样吃食，撑不起四亿张嘴。
这里面的门道，其实是清朝朝廷连着做对了三道关乎国运的选择题。
每一步，都把人性算得死死的。
头一道题，咱们得聊聊这“人头税”的买卖。
1644年清军进了北京城，往后二十多年，战火就没断过。
那是真惨，四川那边记载说“十室九空”，华中那是“千里无人烟”。
原本明朝末年上亿的盘子，哐当一下砸回七千万。
仗打完了，地也荒出来了。
照理说休养生息，人丁该旺才对。
可到了康熙爷手里，怪事来了：田间地头全是忙活的人，可户部那账本上的数，死活趴着不动。
咋回事？
说白了，生娃是赔本买卖。
那时候沿用明朝的老规矩“丁口税”。
直白点说，按脑袋收钱。
多生个带把儿的，成年了就得多交一份皇粮。
老百姓连自个儿肚子都填不饱，哪有余钱给上面交？
于是乎，民间开始疯狂“藏人”。
地主把佃户藏地窖里，小门小户生了儿子也不去衙门画押。
朝廷这就坐蜡了：
严查吧，那是逼着百姓造反，康熙那时候脚跟还没站稳，不敢乱来。
不管吧，国库永远收不到增量税银，而且这些不在册的黑户，指不定哪天就成了流寇。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拍板了一个大动作。
康熙爷下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话里的意思是：以后不管你们多生多少，我收的人头钱，就定格在康熙五十年那两千多万丁上，多一个子儿也不要。
表面看朝廷亏大发了，放弃了以后庞大的人头税大饼。
可实际上，这是把藏在暗处的隐形人口给洗白成了良民。
但这还不彻底。
只要“人头税”这三个字还在，百姓心里就犯嘀咕。
真正把根儿刨了的，是雍正爷。
雍正元年（1723年），一道“摊丁入亩”的令整出来了。
这招那是真狠，直接把延续两千年的“人头税”送进了坟墓。
税不跟人头挂钩了，直接算进田亩里。
这是一次彻底的利益大洗牌。
浙江那个李卫脑子活，头一个搞试点，动作麻利，半年就把全省烂账理清了。
政策这东西威力吓人。
既然生娃不罚钱了，以前躲躲藏藏的“黑户”全钻出来了。
连那些平日里抬不起头的贱籍——乐户、疍户，也敢挺直了腰杆去衙门落户，正大光明娶妻生子。
数字最老实。
1741年，大清搞了个全国普查。
结果出来，户部尚书下巴都快掉了：一亿四千万。
跟以前比，差点翻倍。
这多出来的几千万，一半是新生的，另一半，全是以前藏在地底下的。
这步棋，清廷走对了：与其为了那点收不上来的碎银子跟百姓玩躲猫猫，不如把绳子解开，只要人，不要钱。
人是有了，紧接着第二道难题来了：这么一大帮人，咋活？
这可是个天大的风险控制活儿。
从1681年搞定三藩，到1796年白莲教闹事，中间整整115年，大清腹地没打过大仗。
不打仗，死的人自然就少。
可太平日子也有副作用。
人口跟滚雪球似的涨，一碰上老天爷不赏饭，那就是几千万张嘴嗷嗷待哺。
弄不好，就是下一个李自成。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坎儿来了。
河南大旱。
照着老黄历，这就该是易子而食、流民四起的前奏。
可这回，哑火了。
清廷掏出了一套练得炉火纯青的救急招数——常平仓。
这玩意儿的逻辑特简单：丰收年，官府花钱收粮囤着；灾年，开仓放粮，把粮价打下来。
而且，乾隆爷不搞白送。
他玩“以工代赈”——灾民想吃饭？
别光张嘴，官府修路修堤坝，你们出力，我管饭。
这不光是救命，更是防乱。
把壮劳力聚一块干活，他们就没心思造反；水利修好了，来年还能多打粮。
靠着这粮仓底子和赈灾手段，那场旱灾虽然难熬，却没酿成明末那种天翻地覆的大乱子。
安稳的日子，加上兜底的赈灾网，给了人口膨胀最厚实的安全气囊。
可光这样还不行。
人只要喘气，就得填饱肚子。
这就逼出了第三道题：地不够种了咋整？
这会儿，红薯和玉米才算正式登台。
但记住了，它们不是主角，是配角，是用来打补丁的。
以前种地，盯着的都是平原肥地，种的是稻子麦子。
到了乾隆爷那阵子，好地早分完了。
这时候，美洲来的这些庄稼本事就显出来了——不挑食。
以前百姓正眼都不瞧的山坡、沙地，甚至深山老林，种水稻那是找死，种玉米红薯却能活蹦乱跳。
于是，一场静悄悄的“开荒运动”拉开了架势。
翻翻乾隆末年的记载，四川已经是“漫山遍野全种包谷”。
在陕西，老百姓把深山老林都给刨遍了。
这是一次农业地盘的疯狂扩张。
顺治末年，四川耕地才118万亩；到了乾隆十八年，这数窜到了4622万亩。
翻了快四十倍。
这里面，除了朝廷免税、忽悠百姓移民（湖广填四川）的政策推手，玉米红薯确实让那些原本没用的烂地变成了粮袋子。
南方农民更精，搞起了双季稻和稻麦轮作。
以前一年收一茬，现在收两茬。
搞经济史的专家算过，清朝中期的粮食总产量，比明朝最牛的时候多出了八成。
人均口粮虽然没暴涨，但始终维持在一根微妙的温饱线上。
肚子不叫唤了，管他是红薯撑的还是大米喂的，老百姓才敢放开胆子生。
所以，回头瞅这个四亿人的奇迹，那逻辑环环相扣，严丝合缝：
康熙雍正搞的“摊丁入亩”是把钥匙，把生娃的锁打开了，解决了“敢不敢生”；
一百多年的太平日子加常平仓是土壤，给了活命的机会，解决了“能不能活”；
玉米红薯和种田技术的极限压榨是本钱，靠着啃边角料土地，解决了“够不够吃”。
可这套玩法，是有天花板的。
当人口真冲过四亿大关，那时候的聪明人已经开始打摆子了。
思想家包世臣在书里写下了他的惊恐：“人多得像蚂蚁，地就那一亩三分，以后拿啥养？”
他没瞎操心。
老式农业社会的土地也就这大能耐。
哪怕把每座山头都插满玉米，也填不满无底洞似的人口。
结局惨不忍睹。
19世纪中叶，“马尔萨斯陷阱”还是炸了。
太平天国一闹，紧接着捻军、回乱四起。
在那场席卷半个中国的血雨腥风里，全国人口瞬间蒸发了七千万。
那个靠政策松绑、太平红利和美洲庄稼堆出来的“人口神话”，最后以一种最残忍的姿势，狠狠撞在了南墙上。
信息来源：
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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