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小说《孔乙己》中提到了一个情节,咸亨酒店中的众人在笑话孔乙己偷书的时候,孔乙己争辩说,窃书不叫偷书,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显出了迂腐可笑的样子。从窃书和偷书说起,似乎可以看到读书人的性格,也可以看官场上的一些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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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官场上的官员都读过书,即便在没有科举考试的时代,门阀士族垄断了权力资源,也仍然要让子女从小读书,而不会让孩子不学无术。农民大多没钱读书,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读书。除非积攒几代人的努力,通过家族的财力来供养孩子读书,不然农民绝对不会让孩子读书。一旦读书,就要向圣贤靠拢,因为他们学的是圣贤书。其实圣贤的目标比较高远,并不是普通读书人能够达到的,甚至他们终生都达不到那样的目标。但他们受到了圣贤书中文气的影响,无论说话还是做事,无论写文章还是写诗,都要弄得文绉绉的。就像孔乙己分茴香豆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多乎哉,不多也。”本来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经过读书人的描述,就变成了另外一件事。甚至一些读书人别有用心,总是要把事情叙述歪了,或者说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叙述某一件事,并没有做客观公正的叙述。就像古代衙门里的讼师一样,只是要维护自己或自己主人的利益,就可以耍笔杆子了,可以从歪的方面写,却不会维护公平和正义。有点文化的人就算是读书人,因为他们从读书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和文化,就可以看得更高远一些,起码站位要高一些,而不能像农民那样,只看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更不会像农民那样斤斤计较。

既然是读书人,就要考取功名,不考功名,就算是浪费了才华和青春。这是有科举考试之后的时代兴起的风气,也是一种个人价值的评判标准。一般来说,多数人大多没什么钱,有钱的不怎么读书。一旦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上位,进入官场,做了官员,就要遵守官场的潜规则,要善于搜刮民间财富,要善于行贿受贿,卖官鬻爵。他们写诗作文的时候,往往抒发个人的小情绪,不然就是歌功颂德,却并没有写出真知灼见。虽然有杜甫贴近现实的“三吏三别”,有白居易写的讽喻诗,但他们仍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写的,却没有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什么实际问题。那么读书人做了官之后,就身不由己了,会自觉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会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他们在官场行走,就要懂得一套官话语言,主要还是书生一样温文尔雅的语言,说话绵里藏针,似是而非。等到手下人去干的时候,干对了是领导的功劳,干错了,是干具体工作的领导的过失,甚至这样的领导要被撤职。大领导始终都要袖手旁观,要看手下的人办事能办到什么程度。长此以往,很多人就被愚弄了,并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不能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当然读了书就算白读了。可是他们偏偏认为读了书有用,甚至为了读书而去偷书,只要没被发现,就算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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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因为偷书被打断了腿,最终悲惨地死去。而到了现在,仍然会有一些偷书贼出现,有的少不更事,只是偷出来玩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经历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了,就要如饥似渴地读书,不仅要到图书馆去借,而且要到书店去买,有的人还要偷书。那时候图书馆比较稀缺,里面的图书并不完全对外公布,人们能借到的只有有限的几本,于是就要到书店去购买。当看到售价高高在上的时候,有人就选择了偷书。被书店检查人员摁住之后,人赃俱获。那么偷书的人就算斯文扫地,并不能像孔乙己那样争辩:“窃书能算偷书吗?”孔乙己的逻辑很有意思,那就是读书人应该用文雅的词汇,那么用了文雅的词汇,就和原来的词汇大差大离了。书生喜欢琢磨主考官的意图,琢磨皇帝的意图,还要琢磨意识形态宣扬的某些理念,最终写文章的时候要用得上,或者说不至于以文犯禁。一旦他们习惯了这种文风,说话就都是这种文风了,以至于形成了官话系统,只是表面上非常美好,关系很和谐,而内在里已经出现了问题。一些人用官话来聊天,但只能是官员对官员,倘若对老百姓讲官话,就算是打官腔了,甚至老百姓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他说话的时候,几乎每一句话都有暗指,而其他的官员也知道他暗指什么,就算是点到为止,双方不至于闹成大红脸。有了这样的官话系统,就有了自命清高的读书人的语言,他们总是用文雅的词汇,而不喜欢用通俗的词汇,于是就有了孔乙己奇怪的论调,窃书不能算偷书。

既然读书人比较文雅,那就不应该去偷书,应该花钱购买,或者到富人家去借,以自己的人格做保障。倘若读书人真的没钱,又不好意思去借书,就有可能去投诉,尤其是一些贫穷的读书人,可能会干很多无底线的事。被逮住偷书的读书人只能自我辩解,有的说是疏忽了,有的说是忘了算账,有的说是给孩子阅读,以为不要钱,还有的竟然假称为某个院校的博士,是老师让他来的。甚至有的偷书贼要到卖书人家,去帮人做饭,说是串门儿等等。孔乙己论证的道理就是读书人应该说文雅的话,不应该说粗俗的话。确实算是文雅的,偷书算是通俗的,而且当着投诉人的面说出来,就已经俗到家了,似乎可以给读书人致命的打击。可是孔乙己自己做过的事,就要自己承认,并不会躲躲闪闪。他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没偷书,确实是干了偷书的事,还吊着被人打。以至于他后来终于被人打了之后,无法生存,死掉了。那么孔乙己的悲剧除他好吃懒做的性格导致的原因之外,就是取笑他的人冷漠导致的,就是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因为整个社会需要扶植读书人,起码要重视读书人,让读书人为社会作出贡献。倘若读书人仍然汲汲于功名利禄,仍然要醉心于官话系统的学习与应用,那么这样的读书人就会成长为禄蠹,不会为人民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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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说话比较文雅,似乎要和老百姓区分开来,以至于古代的权贵和老百姓之间存在逾越的鸿沟,就是知识和文化。读书人说话、文章都比较文雅,看不起那些通俗的词汇,于是就有了孔乙己认为窃书不能算偷书的逻辑。其实窃书就是偷书,只不过说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