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朱德传》《嫁给革命的中国》《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等相关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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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陕北高原的春寒还未完全退去。延安城外，黄土覆盖的山坡上，窑洞一个挨着一个，像是镶嵌在山体上的蜂巢。
这座原本默默无闻的西北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无数进步青年和国际友人向往的地方。
德国女子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刚刚随丈夫王炳南抵达延安不久。作为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她曾在德国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两次被捕入狱。
来到中国后，她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中国的抗战事业中。来延安之前，她在西安、上海等地已经见过不少中国军政人物，这些经历让她对即将见到的人物有了一些预判。
那天傍晚，夕阳在黄土高原上洒下最后一抹金色。窑洞外的空地上，几个战士正在劈柴担水，准备晚饭。
王安娜站在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身边，等待即将到来的会面。史沫特莱告诉她，今天要见的是一位重要人物，可具体是谁，她故意卖了个关子。
远处走来一个身影。那是个身材不高、略显矮胖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棉制服，布满皱褶。
他的脸庞黝黑，刻着深深的皱纹，看上去更像是从田间劳作归来的普通农民。他走路的姿态很平稳，没有一点军人的威严气势，就像个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准备回家歇息的老农。
王安娜的目光在这个男子身上停留了片刻，又移开了。她以为这只是个路过的普通战士或者炊事员。
可当这个男子径直朝她们走来，在离她们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时，他突然开口，用纯正的德语说出了一句问候。
那一瞬间，王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她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距离柏林万里之遥的黄土高原上，在这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中年男子口中，会听到如此标准的德语发音。
那种震惊，就像是在沙漠中突然听到了故乡的教堂钟声。
史沫特莱在一旁笑着介绍，这位就是朱德。王安娜的惊讶更深了一层。
这个穿着朴素、外表平凡的人，就是国民党悬赏捉拿的所谓"赤匪头目"，就是外国报纸不知多少次报道已经死亡的那个朱德，就是率领八路军转战华北战场的八路军将领。
朱德似乎对她的惊讶习以为常，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他继续用德语说，自己在德国待过几年，学过一些德语。
如果方便的话，还可以用俄语或法语交流。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就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可对王安娜来说，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
她在德国见过无数知识分子和学者，可从未想过在中国的战场上，在这个条件艰苦的陕北小城里，会遇到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军事人物。这完全颠覆了她对中国军人的认知。
那天晚上，王安娜在日记中写下了长长的一段文字。她记录下了那个傍晚的场景，记录下了自己内心的震撼。这个第一印象如此普通的人，身上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经历。
【一】从四川农家到德国柏林的求索之路
朱德的人生起点，和那个时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样，没有任何特殊之处。1886年12月1日，他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一个贫困的佃农家庭。
父亲朱世林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家人常年为温饱发愁。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这样的家庭背景，孩子能活下来就已经不错，至于读书识字，更是奢望。
可命运给朱德开了一扇窗。他两岁时被过继给伯父朱世连抚养。伯父家境虽然也不富裕，可比亲生父母家稍好一些，更重要的是，伯父支持他读书。
朱德就这样在私塾里读了几年书，学会了认字写字，还背诵了不少古文。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是难得的教育机会。
1906年，20岁的朱德决定走出大山，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他考入顺庆府官立高等小学堂，这是四川当时新式教育的代表。
在这里，他不仅学习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接触到了数学、地理、历史等新学科。那些从未听说过的知识，让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大开眼界。
三年后，23岁的朱德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所学校在当时可算得上是西南地区一流的军事院校，不仅教授军事知识，还有现代科学和外语课程。朱德通过了严格的考试，成为讲武堂的一名学员。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育相当正规。学校请了不少留学归来的教官，课程设置也很现代。除了军事课程，学员们还要学习一些基础外语。
朱德在这里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的军事思想，也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不同的国家和语言。
1910年代，朱德在云南军中任职期间，滇军曾聘请过一些日本军事教官。这些教官讲解专业军事问题时习惯用日语。为了更好地学习，朱德向这些教官学了一些基础日语。
那时的学习很不系统，只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用语和日常对话。这段经历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可十几年后，这些零星的日语知识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1911年，朱德从讲武堂毕业，获得陆军少尉军衔。
那一年10月，武昌发生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云南新军也发动了重九起义，朱德率部参加攻陷总督衙门的战斗。从此，这个25岁的年轻军官，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之后的十年间，朱德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从一个普通军官逐步升至滇军少将旅长。
1921年，他担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宪兵司令，可谓是功成名就。那时的朱德，住在宽敞的公馆里，出入有专车，身边跟着勤务兵，过着高官厚禄的生活。
可朱德的内心并不平静。他亲眼看到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看到列强在中国土地上的横行霸道。
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样的军阀混战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单靠军事力量能否真正改变中国？
1921年，朱德在昆明结识了一位叫孙炳文的教师。孙炳文给他带来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还有一些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
这些书刊让朱德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思考用另一种方式来改变中国。
1922年，云南军阀混战，唐继尧打败了顾品珍，开始清算反对派。朱德名列黑名单，不得不离开云南。
这一次离开，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35岁的朱德做出了一个在外人看来非常荒唐的决定：放弃所有的职位和财富，出国寻找救国的道路。
朱德先是到了上海。他去拜访孙中山，希望能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
孙中山对这位滇军名将的到来表示欢迎，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他组织军队攻打陈炯明。可朱德婉拒了，他觉得单纯依靠军阀力量，无法实现真正的革命。
接着，朱德又去找陈独秀，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可陈独秀对他的态度很冷淡，认为他军阀气息太重，不愿接收他入党。
这两次碰壁让朱德很失落，可也更坚定了他出国学习的决心。他要去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去看看那里的人们是如何搞革命的。
1922年9月，36岁的朱德带着妻子贺治华、好友孙炳文，从上海登上了开往欧洲的邮轮。邮轮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经历了风浪的颠簸，终于在10月抵达法国马赛港。
上岸后，朱德迫不及待地打听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消息。
他原本以为负责人张申府在巴黎，可一打听才知道，张申府已经离开法国，去了物价较低的德国柏林。于是朱德一行人立即改变计划，前往德国。
1922年10月的柏林，秋意已浓。朱德在坎特大街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处。
那是一间简陋的公寓，屋子里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就是堆满了的书籍和材料。24岁的周恩来接待了这位比自己年长12岁的访客。
朱德向周恩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周恩来仔细听完，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说需要考察一段时间。就这样，朱德在柏林住了下来，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可这个"留学生"的生活和一般留学生完全不同。朱德带来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他不得不到处打零工维持生计。
他做过搬运工，在码头扛过货物，在餐馆洗过盘子，在工厂当过临时工。白天辛苦劳作，晚上就钻进图书馆学习。
语言成了朱德面临的第一道难关。36岁才开始系统学习一门全新的外语，其难度可想而知。德语的语法复杂，发音也不容易掌握。
朱德没有条件上正规的语言班，只能靠自学。他买了德语课本和字典，每天随身携带，有空就拿出来背单词、练发音。
朱德学习德语的方法很实用。他买了一张柏林地图，每天拿着它到处走动。
他参观博物馆，就学习那些展品的德语名称；进入教堂，就记下宗教术语；走进啤酒店，就向店主请教菜名和饮料的说法。他还经常去市场，和卖菜的、卖面包的攀谈，学习日常用语。
开始的时候，朱德的德语水平很糟糕。他想买土豆，结果说成了别的东西，弄得店主一头雾水。
去餐馆吃饭，看不懂菜单，只能用手指着别人的盘子示意。这些尴尬的经历，反而激发了他学习的动力。
朱德租住的房东是一位慈祥的老妇人。她看到这个来自东方的中年学生如此刻苦，深受感动，主动当起了他的德语老师。
每天吃饭的时候，老妇人就指着桌上的物品教他德语单词。叉子、刀子、盘子、杯子、面包、黄油，这些最基本的词汇，朱德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学会的。
晚上，朱德就在昏暗的灯光下读德文书籍。一开始，一页书他要花上一两个小时，不断查字典，反复理解。慢慢地，他的阅读速度加快了。
他开始读一些简单的德文报纸，了解德国的时事新闻。再后来，他开始尝试阅读《共产党宣言》的德文原版。
这样坚持了几个月，朱德的德语有了明显进步。他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可以看懂一些德文资料。
周恩来看到他的努力，也被他的诚意打动。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朱德36岁。
加入共产党后，朱德学习德语的劲头更足了。他知道，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只看翻译本，必须读德文原著。
翻译过程中难免会丢失一些原意，一些关键的概念在翻译时可能会产生偏差。只有直接阅读原文，才能准确把握作者的思想。
朱德买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这些书籍的理论性很强，即使用母语阅读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思考，更何况用外语阅读。朱德就一句一句地啃，遇到不懂的词就查字典，遇到不理解的段落就反复读。
1923年5月，当朱德从柏林搬到哥廷根时，他的德语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他可以用德语买东西、坐车、旅行，可以和德国人进行较为复杂的对话。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阅读德文书籍和报纸，可以听懂德语授课。这对于一个37岁才系统学习德语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个奇迹。
【二】哥廷根深造与多语能力的形成
哥廷根是德国中部的一座小城，人口不过十几万，可它的大学在欧洲享有盛誉。
数学家高斯曾在这里任教，童话作家格林兄弟在这里创作，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浓厚，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大学生。
朱德选择来哥廷根，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成本比柏林低，更重要的是，哥廷根大学有很好的社会学专业。
朱德在哥廷根大学注册，进入哲学系学习社会学。在当时，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选择学医、化学或自然科学这些实用专业，朱德选择社会学显得很不寻常。
哥廷根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刚刚设立不久，课程安排很现代。学生们不仅学习社会学理论，还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
这正是朱德想要的。他的目标很明确：通过学习西方的社会学理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从而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
朱德在哥廷根租住在普朗克街3号的一幢红色砖房里。房东是一位退役的德国军官，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较高职务。
朱德特意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能向房东请教军事问题。每天晚饭后，朱德就和房东聊天，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术、战略思想。这些交流，都是用德语进行的。
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期间，朱德接触到了更多的语言。他发现，要全面了解世界革命的形势，光懂德语是不够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想了解苏联的经验，就要懂俄语。
巴黎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很多重要的政治文献用法语发表，要了解欧洲局势，就要懂法语。英语更是国际通用语言，英国、美国的很多资料都是英文的。
朱德开始自学俄语和法语。他买了俄语和法语的课本，利用课余时间学习。
有了学习德语的经验，他学习新语言时更有方法了。他不是死记硬背语法规则，而是在实践中学习，在交流中提高。
哥廷根有不少俄国留学生，还有一些法国学生。朱德主动和他们接触，请他们帮忙练习口语。每周，他会固定和几个俄国朋友见面，用俄语交谈。
一开始，他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词，可慢慢地，他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了。法语的学习也是如此，通过不断的实践，朱德的法语水平逐步提高。
朱德还继续学习英语。他在云南讲武堂时就接触过一些英语，可那时学的很有限。
在欧洲期间，他买了英语课本，系统地学习英语语法和词汇。他发现，掌握了德语之后，学习英语容易了一些，因为两种语言有不少相似之处。
在哥廷根的一年半时间里，朱德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他的积蓄早已用完，靠着微薄的生活费维持学习。
他住在简陋的房间里，吃的是最便宜的食物，穿的是洗了又洗的旧衣服。可他把所有能省下的钱都用来买书，买各种语言的书籍。
朱德的房间里堆满了书。有德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德文的军事书籍，有俄文的苏联资料，有法文的政治文献，还有英文的报纸杂志。
这些书籍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每天晚上，他就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书。
哥廷根大学图书馆至今还保存着朱德当年的学生注册簿。那是一本厚厚的登记册，纸张已经微微泛黄，字迹依然清晰。
其中一页的下方，是朱德用德语亲笔填写的注册信息：姓名朱德，住所普朗克街3号，来自中国四川省，学习哲学系社会学专业。
这几行字迹工整有力，可以看出朱德当时的德语书写水平已经相当不错。
除了学习，朱德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担任哥廷根中国学生会主席，组织留学生开展各种活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英国巡捕向中国示威群众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消息传到德国，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
1925年6月18日晚，德国共产党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朱德专程赶到柏林，带领部分留学生参加集会。
在集会上，朱德用德语发表了演讲，激昂地谴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他的演讲感染了在场的德国工人和群众，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可德国政府对这次集会非常不满。当晚，警察就冲进会场，将朱德等中国留学生全部逮捕。在警察局的牢房里，朱德和其他留学生没有屈服，他们高喊口号，唱《国际歌》，表达抗议。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为此刊发声明，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朱德等人3天后被释放，可同时也被德国政府宣布驱逐出境。
1925年7月，39岁的朱德被迫离开德国。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帮助下，他从柏林乘轮船经波罗的海前往莫斯科。
此时的朱德，已经掌握了德语和相当程度的法语、英语，他在德国的三年，不仅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获得了语言工具。
从莫斯科到延安，从抗战前线到解放战争，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语言能力，在之后的岁月里一次次发挥着关键作用。
那些外国记者、医生、友好人士来到中国时，朱德总能用他们的母语直接交流，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抗战实情。
特别是那门他早年在云南随口学的日语，在1938年的一个深夜，当八路军俘虏了一个日军军官后，朱德亲自用日语审讯，从对方口中套出了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
那份情报，让八路军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成功粉碎了日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位能说日语的总司令震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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