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初，延安收到一封紧急电报。电报是从八路军115师师部发来的，里面的消息让窑洞里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电报说，师参谋长周昆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部队的三万元军饷。这笔钱关系到115师上万名战士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和作战。事情非常严重，因为周昆不是普通干部。115师成立时，他和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起，是师里的四位主要领导。这样一位从秋收起义就参加革命、走过长征的高级将领突然失踪，在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周昆是湖南平江人，生于1902年。1927年，在秋收起义时，25岁的周昆加入了起义队伍，后来随部队上了井冈山。他读过师范，有文化，在早期红军里算知识分子。他打仗勇敢，进步很快。到1932年，30岁的他就当上了红一军团主力第四军的军长。1934年秋，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新成立了红八军团，周昆被任命为军团长，承担起掩护全军的艰巨任务。
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在广西灌阳一带拼命阻击追来的国民党军队，部队损失很大。周昆带领剩下的人奋力突围，终于渡过湘江，追上大部队。走完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凭着这样的资历和战功，他在1935年8月升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成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国共两党经过谈判，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来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加上陕北的一部分红军，合编成八路军第115师。这个师人数最多，装备也比较好，被寄予厚望。师长是林彪，副师长是聂荣臻，负责政治工作的是罗荣桓。党中央同时选定周昆担任参谋长。
1937年8月底，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115师召开抗日出征誓师大会。林彪、聂荣臻、周昆、罗荣桓四人站在台上，检阅台下的部队。队伍里有改编后的343旅、344旅，共一万五千多名战士。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指挥班子是红军中最精锐的将领组成。周昆作为参谋长，要协助林彪制定作战计划，管理司令部的日常运转，位置非常重要。
平型关大捷让115师全国闻名，但胜利之后，参谋长周昆的心里却起了波动。1938年1月，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全国师以上参谋长会议。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带队参加，周昆作为115师的代表也去了。这次武汉之行，让他看到了另一种生活。
在山西前线，八路军从将领到士兵，都穿一样的粗布军衣，吃一样的小米饭，每月只有几块钱津贴。而在武汉，他看到那些国民党参谋长住着小洋楼，出门坐小汽车，整天参加宴会，每月还能领几百块“特支费”随便花。两边对比，差距非常大。
会议结束后，周昆返回山西，顺路在临汾和彭德怀相遇并汇报工作。他对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说起在武汉的见闻，话里流露出羡慕。他说，八路军的指挥机关太穷了，连部像样的电台都没有，人家国民党的参谋出门很有派头，我们却像叫花子。彭德怀脾气直，一听就火了，当场严厉批评了他。这次谈话不欢而散，周昆心里也结下了疙瘩。
从武汉回来不到一个月，1938年2月底，周昆接到一项例行任务。当时115师师部驻扎在山西吕梁山区的孝义县兑九峪附近，部队经费快用完了。作为参谋长，他到驻临汾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领取115师的军饷。领钱过程很顺利，他拿到了六万元法币，都是纸币。
回来的路上，周昆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沿土路向西走。走到临汾城西约三十里的地方，路边出现一个岔路口。周昆勒住马，从皮包里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土布小包袱。他把包袱递给警卫员：“这里面是重要文件，你们俩直接送回师部，当面交给作战科的王秉璋科长。我在这儿办点别的事，随后就回去。”警卫员不敢多问，接过包袱，骑马往师部方向去了。
115师作战科长王秉璋拿到包袱，觉得重量不对。他打开一看，里面根本没有文件，只有三捆用麻绳扎好的钱，一共三万元。钞票里夹着一张字条，上面是周昆的笔迹：“共领到军饷六万元，我取走三万元，余三万元交警卫员带回。周昆。”师部的人都愣住了。林彪马上派人沿路寻找，同时把情况紧急报告延安。但周昆就这样消失了，再也没人见过他。他的马匹、随身行李，甚至配枪，都留在了师部。
一个人带着三万块钱，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去哪里？这个问题当时让很多人想不通。第一种说法是他投奔了国民党。但仔细想想，这不太合理。像周昆这样级别的八路军将领，如果主动投靠，国民党方面一定会大力宣传，用来打击这边的声誉。可是，查遍国民党那边的档案和当时的报纸，找不到任何相关记录。
第二种说法，是他想远走高飞，去大城市或国外当个有钱的闲人。三万法币在1938年确实是一笔巨款，但在上海、香港那种地方，坐吃山空也过不了几年好日子。第三种可能，是他在路上遭遇意外，如被土匪劫杀。那时候山西很乱，散兵游勇和土匪不少。但这种说法也没有证据，现场没有打斗痕迹，他的枪也没丢。
组织后来进行了调查。因为既找不到人，也找不到他变节或牺牲的确凿证据，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周昆失踪，历史问题没有查清”。他的结局，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谜。
周昆带走三万块军饷，最直接的结果是115师一时经费紧张。但这件事的影响远不止如此。它像一块石头，在延安激起很大波澜。这件事让中央领导十分震惊，同时也反映出部队在财务管理制度上存在很大漏洞——怎么能让一个人，不带任何监督，自己带着全师好几个月的经费到处走呢？
很快，八路军总部就颁布了新的、非常严格的财务规定。财务制度完善是长期过程，周昆事件为重要推动因素。主要内容有两条：第一，以后领钱必须两人同行，互相监督；第二，任何经费支出，必须由经办人、证明人、批准人三人签字才能生效。管账和管钱的工作必须彻底分开，管账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账。这些制度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正是因为发生了周昆这事，才被紧急制定出来。
周昆的人生道路，走到1938年春天山西那个尘土飞扬的岔路口，就拐进了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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