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咱们把目光投向贵阳街头，那儿出了一桩奇事。
那天后半晌，国民党保安团的一辆卡车突然趴窝，好死不死横在了马路正当中。
负责押车的少校急得汗珠子直往下掉，一边蹲在地上捣鼓引擎，一边吆喝手下的兵赶紧推车。
这原本也就是个普通的车辆故障，哪怕在那个兵荒马乱的节骨眼上，也就是个小插曲。
谁能想到，这事儿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命案。
后面被堵住的车队里，下来个当官的。
这人脸上没什么表情，二话不说掏出配枪，冲着那个正满手油污修车的少校脑袋就是一下。
枪响人倒，少校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没了气。
开枪这人把枪收好，就像刚才拍死了一只苍蝇，指挥手下把尸体和那辆破车往路边沟里一推，随后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人名头不小，叫刘伯龙，国民党第八十九军的军长。
后来有人壮着胆子问他咋随意杀人。
他的理由简单粗暴得让人后背发凉：那少校挡了他的道，这就是“贻误战机”，按战场纪律，该杀。
乍一看，这简直是个疯子在撒泼。
可要是把你放到1949年国民党全线崩盘的大环境里，你会发现，刘伯龙这种“疯劲儿”，其实藏着一套严丝合缝、冷血至极的生存算盘。
这哪是什么“路怒症”，分明是一个末路政权企图用最纯粹的恐怖手段，来维持最后一点统治力的疯狂尝试。
刘伯龙心里的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盘算的？
得先说说这尊煞神为啥会跑到贵州来。
1949年刚开春，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算是彻底没戏了，蒋介石就把眼珠子瞪向了大西南。
贵州，夹在四川和云南中间，成了所谓的“最后屏障”。
当时坐镇贵州的是省主席谷正伦。
虽说也是国民党里的老资格，但在老蒋看来，谷正伦毕竟是个“地头蛇”，肚子里有自己的小九九。
蒋介石急需一条指哪咬哪的“看门狗”。
于是，作为中央军嫡系心腹的刘伯龙，带着八十九军杀进了贵州。
刘伯龙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来这儿可不是搞建设、安民心的。
他是老蒋手里的一把刀，专门用来吓唬那些三心二意的“地头蛇”和潜在的“反骨仔”。
在这个逻辑下，刘伯龙给自己定下的贵州生存法则就八个字：绝对暴力，绝对服从。
刚到贵州那会儿，面子上他跟地方乡绅还得碰杯喝酒，私底下却早就磨刀霍霍。
在他眼里，贵州本地那些武装力量、保安团，统统是一帮乌合之众，甚至哪天一翻脸就是敌人。
要想把局面攥在手心里，就得把这帮人踩进泥地里摩擦。
所以，当街枪毙那个保安团少校，绝不是脑子一热。
这是一场充满血腥味的“主权宣誓”。
他就是要用这种极端残暴的手段告诉贵州所有的武装头目：在这地界上，只有我刘伯龙的八十九军说了算，别人的命，连路边的草都不如。
这种靠恐怖维持统治的逻辑，很快就渗透到了他自己的队伍里。
其实早在街头枪击案发生的两个月前，也就是1949年3月，刘伯龙就已经开始在内部“清理门户”了。
头一个倒霉蛋是他的副官。
这小伙子办事麻利，本来挺受重用，可他犯了个要命的大忌——他看上了刘伯龙的亲妹妹，还敢大张旗鼓地追。
按常理说，这顶多也就是个“穷小子攀高枝”的家庭纠纷。
可在刘伯龙的账本里，这不仅仅是越级，更是对他权威的挑衅。
刘伯龙下手那是相当的狠：他不跟你扯什么儿女情长，直接扣了个“泄露军事机密”的大帽子。
副官被严刑拷打，被逼着承认了一堆没影儿的罪名，然后被秘密处决了。
对外，刘伯龙还振振有词，说这是挖出了一个“通敌卖国”的内奸。
这一手“杀鸡儆猴”玩得相当溜，整个军部瞬间连大气都不敢喘，大伙儿都明白了，在这个军长手底下混饭吃，脑袋得时刻别在裤腰带上。
紧接着到了5月，轮到他的贴身秘书了。
这个秘书以前是干记者的，笔杆子硬，脑瓜子灵，接触了不少核心机密。
刘伯龙那股子疑神疑鬼的劲儿又上来了。
他寻思着，记者出身的人天生爱打听，嘴上没把门的，万一哪天局势变了，这人就是个定时炸弹。
既然怕他泄密，不如先下手为强。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秘书进了办公室就再也没出来。
实际上，人被拉到郊外一枪崩了，草草埋了事。
第二天，刘伯龙轻描淡写地跟大家伙儿说：秘书身体不好，辞职回老家养病去了。
你看，在刘伯龙的逻辑闭环里，任何潜在的风险都要用“死刑”来一刀切。
他不信制度，不信忠诚，只信死人嘴最严。
这种靠恐怖堆砌起来的权威，在1949年11月涨到了最高点，也迎来了崩塌的时刻。
那会儿，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逼近黔东，国民党眼瞅着就要完蛋。
贵阳城里乱成了一锅粥，一些有头有脸的地方元老开始自谋生路，希望能保住这座城别毁在战火里。
前贵州省长卢焘就是带头的。
卢老在贵州那是德高望重，当年参加过护国战争，是真正的“老江湖”。
卢焘看清了形势，私下里透出口风，愿意配合解放军和平接管贵阳，保一方百姓平安。
这在当时，是很多明白人的共识，也是大势所趋。
可这话传到刘伯龙耳朵里，味道就全变了。
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背叛，这是在拆他的台。
如果大伙儿都想着和平解放，他这个奉命“死守”的军长还怎么唱戏？
他的八十九军还怎么拿捏局面？
摆在刘伯龙面前的路有两条：
第一，睁只眼闭只眼，给自己留条后路。
毕竟卢焘名望太高，动了他，就是跟整个贵州社会翻脸。
第二，杀了卢焘，用最血腥的手段断了所有人的念想。
刘伯龙选了第二条路。
他派人直接冲进卢家抓人，连个审判的过场都懒得走，直接安了个“通共”的罪名把人给毙了。
这一枪，彻底打碎了刘伯龙统治的根基。
他以为杀一儆百能震住场子，但这回算盘珠子拨错了。
卢焘这一死，让贵州的士绅、百姓，甚至原本还在观望的地方武装，彻底看清了刘伯龙的真面目——这货不仅是个暴君，更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原本可能还对他抱有一丝幻想的人，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弄死他。
就连他的顶头上司、省主席谷正伦也彻底绝望了。
谷正伦知道刘伯龙是老蒋的人，动不得，但也明白要是让这疯狗继续咬下去，大伙儿都得跟着陪葬。
最后的结局，一点悬念都没有。
刘伯龙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他下死命令要死守贵阳，严禁任何人出逃，甚至在城门口架起了机枪。
但这命令也就是张废纸。
手底下的军官开始各自找退路，当兵的成建制地开小差或者投降，老百姓更是恨不得生吞了他的肉。
当解放军的炮声真响起来的时候，那支被他用恐怖手段硬捏在一起的八十九军，瞬间就散了架。
没一支部队愿意为他卖命。
那个曾经在街头不可一世、随意枪杀少校的军长，最后才发现，自己手里除了那把枪，啥都没剩下。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刘伯龙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权力幻觉”标本。
他把“暴力”当成了“力量”，把“恐惧”当成了“服从”。
在局势还算平稳的时候，这套逻辑或许能维持个表面光鲜。
可到了大厦将倾的1949年，当所有人都看清了风往哪吹的时候，单纯的暴力不仅救不了场，反而像一针催化剂，加速了人心的离散。
那个修车的少校，那个写情书的副官，那个当过记者的秘书，还有那位白发苍苍的卢焘。
他们的血，最后都汇成了一股洪流，把刘伯龙冲得渣都不剩。
这笔账，历史算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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