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老一辈人讲“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谁又能想到，这恩情要是太重，有时候真能把一个家给压塌了。我家就有这么个怪事，父亲的一个发小，姓程，隔三岔五往家里跑，每次来都要好酒好菜伺候着，非得把我那老实巴交的父亲灌得烂醉如泥。最让人心里犯嘀咕的是，这程叔喝完酒不回家，大摇大摆地睡我家主卧，抽着那是当时四十块一盒的中华烟，我妈还得跟在后面端茶送水，甚至切好水果送进屋。直到那年中秋节，我才撞破了这层窗户纸，原来这看似光鲜的礼尚往来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家庭长达十几年的屈辱和无奈。
那是2022年5月的一个晚上，海城的风还带着点春末的凉意。我刚走到三楼家门口，那股混着酒精和劣质烟草的味道就顺着门缝钻进了鼻子里。钥匙刚插进锁孔，就听见屋里父亲周建军那刻意压低的讨好声：“再来一小杯，算什么！”紧接着是那个程志远漫不经心的笑声：“你这话我听了十几年了，每次都说小杯。”推开门，屋里灯火通明，父亲红着脸坐在主位，衬衫扣子解开了两颗，那姿态就像是个在陪笑脸的小弟。程志远倒好，西装外套往椅背上一搭，袖子撸到手肘，二郎腿翘着，那副松弛劲儿，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他自家炕头上。
母亲林秋萍穿着那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藕色连衣裙，腰身收得紧紧的，头发也盘得一丝不苟。她见我回来，眼神躲闪了一下，赶紧招呼我进屋，转身又忙着给那俩男人添酒倒菜。我看着茶几上那条拆开的中华烟，心里堵得慌。这烟在当时可不便宜，父亲自己平时都舍不得抽一包，到了这姓程的嘴里，就像是抽白送的大白菜似的。
这种事儿不是一次两次了。只要听见母亲在电话里跟人说“有空过来坐坐”，第二天家里的伙食准得开荤，母亲还得特意打扮一番，描眉画眼，连耳环都要换一对精致的。有一次我放学早，看见母亲站在镜子前反复照，还问我这身衣服显不显老。我当时心里就纳闷，一个普通饭局，至于这么隆重吗？后来楼下邻居大妈闲聊时的只言片语更是印证了我的猜想，“周建军家那事儿，当年谁不知道……”“日子过得去就行了。”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耳膜上。
真正撕开这层遮羞布的，是中秋节那天晚上。亲戚们前脚刚走，程志远后脚就提着礼品进门了。照旧是一顿推杯换盏，父亲照旧喝得人事不省，瘫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程志远熟门熟路地抽出一支中华，没点火，径直走进了主卧。母亲紧跟其后，手里端着温水和切好的水果。那扇主卧的门虚掩着，留着一道缝，昏黄的灯光从里面透出来，像一只窥视的眼睛。
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心里的火苗子越窜越高。鬼使神差地，我几步走到门口，猛地推开了那扇门。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母亲正慌乱地整理着衣领，脸红一阵白一阵；程志远背对着我，正慢条斯理地整理袖口。那一幕，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我脸上。母亲看到我，吓得脸都白了，冲过来一把将我拽回房间，反手锁门，声音都在抖：“你听妈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哆哆嗦嗦地从抽屉最深处翻出一个发黄的信封，抽出一张纸拍在我面前。我定睛一看，那是十岁那年我住院的单据，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医药费，最后那一行，赫然写着程志远的名字，还有父亲按下的红手印。母亲带着哭腔说：“当年你病重，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了，家里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是你爸跪着求的他，这钱是他垫的，命是他救的。”
原来，这不仅仅是饭局，这是在还债。父亲用尊严在还，母亲用...在还，而我，成了这个债款里最沉重的抵押品。那一刻，我看着母亲那张满是泪痕的脸，心里五味杂陈，既恨他们的软弱，又痛他们的无奈。
那天晚上，父亲醒了酒，坐在客厅里独自抽着闷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挺直了腰杆说话。他对我说，明天就去把这笔账算清楚，哪怕是砸锅卖铁，哪怕是去卖老房子，也要把这个人情债还清，以后这个人，绝不能再踏进家门半步。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穿上了那件压箱底的旧西装，虽然有点不合身，但他把领带系得一丝不苟。出门前，他回头看了我和母亲一眼，眼神里那种浑浊的怯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决绝。那天晚上父亲回来得很晚，身上带着寒气，却把那包中华烟扔进了垃圾桶，只说了一句：“谈完了，两清了。”
从那以后，程志远再也没出现过。饭桌上恢复了往日的清淡，母亲也不再刻意打扮，家里的气氛虽然沉闷，但至少干净了。我看着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有些账可以欠钱，有些账可以欠情，但唯独不能欠了良心和尊严。这十几年的“忍气吞声”，终究是换来了晚年的心安。
人呐，穷点不可怕，怕的是脊梁骨弯下去就再也直不起来了。好在，我们家终于把这笔烂账给结了，以后的日子，无论好坏，总算能挺直腰杆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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