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小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全世界宣告无条件投降。
从亚洲到太平洋，被战火蹂躏六年的人们涌上街头，泪水与欢呼交织。
然而有一个国家却显得格格不入。当其他盟国开始接收日军投降时，这个国家的军队接到了一道特殊命令：凡是持武器出现的日军，无论是否举白旗，一律视为战斗人员，可就地开枪射击。
这个拒绝按常理出牌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
在随后决定日本战争罪责的东京审判上，各国提交的甲级战犯名单长短不一，美国列了三十人，中国提出了三十二人，而澳大利亚的名单上竟密密麻麻写满了一百个名字。
这份名单的首位，赫然是当时仍居皇位的裕仁天皇。澳大利亚代表在法庭上直言不讳：这场以天皇名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必须由最高责任人付出代价。
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为何对日本怀有如此深切的仇恨？
血债堆积如山
1941年12月，珍珠港的硝烟还未散尽，日本南方军同时向东南亚挥出重拳。
在马来半岛战役中，一向自视甚高的英澳联军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日军仅用一天时间就突破了防线，十三万联军士兵沦为俘虏，其中一万五千名澳大利亚年轻人被关进了战俘营。
按照国际公约，战俘应受到人道对待。但日军士兵将这些高鼻深目的澳洲人视为“劣等种族”，肆意虐待。
在闷热潮湿的丛林中，澳大利亚战俘被强迫进行高强度劳动，食物配给不足正常需求的三分之一。
稍有反抗或体力不支，等待他们的就是刺刀和枪托。许多战俘被活埋处决，更多人在疾病与饥饿的折磨中慢慢死去。消息传回澳洲本土时，举国无不愤怒。
但这仅仅是开始。
1942年2月19日，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口停泊着数十艘舰船，机场上的飞机排列整齐。
上午9点58分，242架日军轰炸机突然扑向这座毫无防备的港口。爆炸声接连响起，油库被击中后燃起的浓烟遮蔽了半个天空。
空袭结束之后，港口化为废墟，二十多架飞机和三十五艘舰船被毁，上千名军民伤亡。
这是澳大利亚大陆自建国以来首次遭受外敌直接攻击，这一天被称为“澳洲的珍珠港事件”。
然而日军的轰炸并未停止，在接下来一年多时间里，达尔文港遭受了超过一百次空袭。
更让澳大利亚人愤慨的是，日军飞行员刻意瞄准医院、学校和居民区，造成大量平民死伤。
战火第一次烧到了家门口，每个澳洲家庭都感受到了真实的威胁。
与此同时，在泰缅边境的原始丛林中，一条“死亡铁路”正在吞噬生命。日军为了打通补给线，强迫包括澳大利亚战俘在内的十余万劳工修建铁路。
原定六年的工程被压缩到十七个月，劳工们在热带疾病的肆虐中日夜劳作。食物是发霉的米粒，饮水是污浊的河水，鞭打和处决成为日常风景。
铁路竣工时，数万具尸骨留在了铁轨旁，其中澳大利亚战俘几乎无人生还。
三笔血债层层叠加，彻底点燃了这个仅有七百万人口国家的怒火。
澳大利亚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对日实施最严厉的报复。
全国适龄男子中，每十人就有八人穿上军装。他们等待着一个机会，让侵略者付出百倍代价。
新几内亚炼狱
1943年，太平洋战局逆转。日军为挽回颓势，将目光投向新几内亚岛，这里是盟军的重要跳板，也是澳洲的北方屏障。日本大本营先后投入二十万精锐部队，企图一举切断美澳联系。
他们没想到，自己踏入的是量身定做的地狱。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采取了新颖的“蛙跳战术”，避开日军重兵集结的据点，利用海军和空运能力，像青蛙跳跃荷叶般占领关键岛屿。
很快，新几内亚岛上的日军发现自己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成了一支身陷重围的孤军。
这时，憋了两年怒火的澳大利亚军队登场了。
澳军的战术简单而残酷。他们不追求与日军正面交锋，而是用压倒性的炮火覆盖任何可疑区域。
每当侦察兵发现日军踪迹，呼叫的不是连排级火力，而是成建制的炮兵群。雨点般的炮弹将丛林炸成火海，幸存者只能逃往更深处的雨林。
澳军第二步是“挤压”。他们并不急于推进，而是稳扎稳打地修筑工事，一寸寸压缩日军的生存空间。日军被逼进了热带雨林的深处，最终躲进了潮湿阴暗的防空洞。
新几内亚岛位于赤道附近，终年高温多雨。防空洞内的情况迅速恶化。积水没过脚踝，洞壁爬满苔藓，蚊虫和热带病媒疯狂滋生。
没有干净的饮水，没有药品，甚至没有阳光。士兵们身上的伤口在湿热环境中溃烂、生蛆，很多人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腐烂。
饥饿成为更可怕的杀手。起初日军还能在丛林中寻找野生块茎，后来连树皮和草根都成了稀缺品。绝望驱使一些部队袭击当地土著村庄，抢走所有食物后屠杀村民。
当最后一点食物耗尽，人性底线被击穿。战后有幸存士兵回忆，防空洞里曾出现 吃人的情况，日军指挥部不得不下达正式禁令，但饥饿面前，命令形同虚设。
偶尔有日军士兵试图投降。他们举着白布，摇摇晃晃走出丛林。迎接他们的是澳军士兵冰冷的枪口。
澳大利亚指挥官贯彻了最初的命令：不接受投降。仇恨已经铸成了铁律，他们要日本人体会当年澳军战俘同样的绝望。
这场围困持续了两年。战争结束时，二十万日军中仅有一万余人存活，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九十五。
丛林吞噬了大部分尸体，只有两万具遗骸被找到，其余十几万人永远消失在热带雨林中。
绝不宽恕的清算
1945年8月日本的投降，对澳大利亚而言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
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澳大利亚代表的态度强硬如铁。美国出于占领需要希望保留天皇制，当中国将主要矛头指向直接指挥作战的将领时，澳大利亚提交的百人战犯名单却将裕仁列在首位。
他们的逻辑很清晰：这场战争以“天皇陛下”的名义进行，亿万民众为“神格化的天皇”赴死，那么终极罪责必须由最高象征承担。
虽然这一要求未能实现，但澳大利亚在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极致。对于由各国自行审判的乙级和丙级战犯，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展现了毫不留情的立场。
据日本战后统计，澳大利亚处决了140名日本战俘，这个数字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盟国，包括遭受侵略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的中国。
日本人对澳大利亚的恐惧，在战争结束前夕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西南太平洋的拉包尔岛，十四万日军得知投降消息后，没有等待澳军到来，而是自发修建了一座设施完善的战俘营。
他们甚至还为即将抵达的澳大利亚看守部队修建了崭新的营房、办公室、甚至游泳池和健身房。当三千名澳军士兵登陆时，日军指挥官今村均大将率全体官兵恭敬投降，十四万人秩序井然走入自己建造的囚笼。
澳大利亚人的“记仇”并未随时间流逝。他们在首都堪培拉建立了宏伟的二战纪念馆，馆内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所有暴行。
而在这座纪念馆的入口处，设计者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安排：地面投影着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
每一位参观者，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要踏过这面旗帜才能进入展厅。这个设计从建成延续至今，无声诉说着一个民族不会忘记的伤痛与立场。
结语
历史虽已过去，但有些伤痕已经刻进国家的记忆深处。
当世界选择宽恕时，澳大利亚用它的方式提醒世人：有些代价必须被铭记，有些底线不容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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