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中日关系的紧张感是肉眼可见地往上走,而且不再只是记者会上互相说几句、媒体上隔空放话这么简单了。

日本那边的话题点很集中,绕不开高市早苗。她一边在国内不断释放强硬信号,一边在涉台问题上反复踩到敏感边界,给外界的感觉就是,日本正在被推着往更对抗的方向靠。

中方这边的反应也不含糊,态度一次比一次更明确,到后来干脆把交锋的场景放到了联合国,这种选择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不只是回应对方说了什么,更是在告诉国际社会,中方要把原则和底线摆到公共场合讲清楚。

要理解她为什么会把动作做得这么满,还得从日本国内的情况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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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高市宣布解散日本众议院,准备重新选举。对任何一位执政者来说,这都不是轻松决定。因为一旦重选,能不能保住现有盘面、能不能让政策推进更顺,谁都不敢打包票。

她面对的现实是,自民党和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只是勉强过半,参议院更不占优势,很多政策在国会推进并不顺,尤其是跟安全、军事方向相关的议题,阻力更大。

解散众议院说到底是一场高风险下注,她需要一个能快速聚拢支持、让议题集中起来的抓手,而对外强硬、制造对立,往往最容易在短时间内让立场鲜明化,也最容易把一部分选民动员起来。

这种国内算盘,很快就跟外交场域撞到了一起。1月27日凌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重申国际法治”主题辩论会,日本代表在会上发言时刻意淡化历史责任,同时又在涉台问题上继续混淆是非。

这样的表述一旦被放到联合国这种场合,就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分歧了,它会直接触碰战后秩序、国际法和历史责任这些更大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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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也没有选择私下交涉,而是当场把话讲明。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会上两次追加发言,直接点名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履行战败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这个动作之所以被外界看得很重,是因为联合国一直是日本努力经营形象的地方,中方在这里正面回应,等于把争议摆到全球视野里,让各方都看见争论究竟卡在哪里。

联合国这次交锋之后,很多人会觉得高市是不是在“顶风走”。但她并不是不知道风险,反而可以说,她很清楚风险正在累积。

进入1月,日本最新民调已经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相比去年12月明显回落。对外强硬带来的政治收益并不是无限的,时间一长,经济层面、产业层面的压力一旦被更多普通人感知,情绪动员的效果就会下降。

支持率回落这件事,本身就会倒逼她做出选择,如果此时放缓对外姿态,内部基本盘可能先松动,如果继续加码,就会把外部摩擦推向更难收拾的位置。

她选择了解散众议院,把时间点卡在支持率还没彻底塌陷之前,本质上是在把节奏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也把对抗议题继续拎起来当作维持凝聚力的方式。

再往前追,矛盾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中方的反应也不是突然变重的。高市早苗在涉台问题上持续释放错误信号,她曾以所谓“营救公民”为说辞,暗示只要美国介入台海,日本就会跟进。

这样的表态,在中方看来就是在试探红线,一方面把涉台问题往“行动预案”方向引,另一方面又用听起来更容易被国内接受的理由包装。

也正因为如此,中方的回应才会呈现出层层递进的节奏——先是明确立场,再是加重措辞,最后把交锋的场景推到国际舞台。

1月27日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的正面交锋成为关键节点,矛盾从双边语境被带进多边场域,争论的焦点也被迫从“各说各话”转向“谁在遵守国际法与战后秩序”。

这个时候再把它们拿出来说,意思就不只是“提醒你注意措辞”,而是把规则、义务和承诺摆在桌面上,告诉对方哪些地方没有回旋余地,哪些问题也不存在模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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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市的角度看,她之所以愿意把事情推到这个程度,跟日本国内右翼政治生态脱不开关系。日本社会内部右翼势力的基础不小,对外强硬、对华对抗,恰恰是最容易快速聚拢这部分选民的议题。

高市不断在涉台问题上制造话题,释放强硬姿态,很像是在向这些人递交立场证明。

即便因此激怒中国,带来外交与经济层面的代价,她也愿意承受,因为她更在意的是短期内能不能把支持者拢住、把选举氛围抬起来。

问题在于,这种做法把国家层面的外交空间拿来服务国内政治需要,风险并不会只停留在口号和态度上,它会顺着贸易、产业、企业合作这些更现实的通道传导下去,最后由普通民众和企业去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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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局势怎么走,表面上看是日本还会不会继续在涉台和历史问题上做模糊处理,但更深一层,是日本内部政治算计会不会继续把对外对抗当成动员工具。

政客可以用挑衅去换选票,却换不来安全,外交摩擦的成本也不会凭空消失。国际社会在联合国这样的场合看得很清楚,谁在推动风险上升,谁在强调规则和底线。

时间最终会检验的,不是某一次发言有多强硬,而是一个国家到底选择把路走向对抗,还是把承诺落回到现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