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征税，则不可能出现资产或财富的大规模集聚、兼并整合及大规模转移。此种趋势不可持续。直接税立法是中国财政治理的关键所在。
内部问题的积累本质上源于经济上的混乱。本人出身财政专业，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1995年联系汇率制度确立，至2015年联系汇率结束，始终关注中国财税体制建设。然而，为何至今未能建立一个健康的税政结构？为何始终不能推进这一健康税制的构建？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的税收政策与金融体系建设长期依赖外国指导。
难道中国不需要建立直接税体系吗？难道不需要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吗？本人1999年撰写《香港的超级地租》一文即提出此问题，2005年正式呼吁推动中国直接税立法。如今20年都过去了，却仍无实质进展。
尽管2014年实施了国地税合并，但土地财政问题未获根本解决，反而进一步扭曲了中国经济结构，导致财政治理失败。
此问题可归纳为三个层面：
第一，税收结构失衡。
当前税收体系未能将日益庞大的收入源泉与财富增长部分纳入税基，90%以上的税收仍集中于劳动所得。这种结构既缺乏人民性，亦无社会性。若能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征税，则可有效遏制财富过度集中、资产兼并及大规模转移。直接税立法实为中国财政治理成败之关键。财政治理失败的首要原因，正在于此。
第二，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必须明确。
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命题。我们固然强调社会性，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洞见不可忽视：必须形成“三方斗地主”格局——即国家资本主导国民经济，社会资本构成发展基础，国际金融资本仅作为补充。此三者之主次关系不可颠倒，这是构建财政税收与支出体系的结构性基础。
若建立合理的直接税制度，便可引导资本实现结构性转移与合理分配，避免资本集中涌入几个特定领域，攫取资本利得；同时防止金融资本——尤其是境外金融资本——大规模吞并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
如我国财政无力实施有效的资产管理，必然致使金融资本迅速扩张，甚至蚕食国家资本与社会资本。此态势必须尽快被历史性终结。若再拖延，不仅学术界应当检讨，政策制定者亦应被问责。某些人在西方经济学的幌子下，大肆宣扬新殖民主义逻辑，竟使其成为制度与政策选项，实属荒谬。美国已经没有时间，中国也未必有足够时间，不可能再等二十几年，直接税立法刻不容缓。
第三，关于新经济与人工智能革命。
如果认定人工智能（AI）将引发新一轮工业革命，我们必须追问：我们在这一进程中做了什么？国家资本是否发挥了主导作用？
回顾历史：计算机周期我们错失良机；互联网周期我们成功赶上了；而当前正在进行的是AI周期，我们正处于激烈竞争之中。
我三年前曾赴欧洲考察，去之前曾认为中国在AI领域并未落后，但实地考察后发现，当时我国较美国、欧洲在AI领域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差距。当时不断加强的外部封锁固然是因素之一，但核心问题在于当时我国财政未能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进工业化那样，集中优质国家资本与资源进行大规模投入。
最近两三年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不断加大，自主创新不断加快，成绩比较令人满意。但总之，在此关键领域不能再度出现失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负责政策研究、制定和落实的有关方面，都应对此高度重视。
在政治上应从“人民性”转向“社会性”；在经济上则必须立即推进直接税立法。如果有人认为直接税立法会冲击楼市或股市，那就是对经济学认知不足。直接税立法将引发中国内部资本结构的逆转——资本将更多流向生产部门和其他有利于良性发展的部门，从而优化资本分布；同时，全球资本亦将更倾向于流入而非流出中国。因直接税针对资产持有与资本利得，可为私有产权提供合法性认证，增强国际投资者信心。
当前经济领域乱象丛生，直接税立法刻不容缓，不能再拖了。
此外，关于结构性问题的争论——“国进民退”抑或“民进国退”——政府需给出明确界定：必须是国家资本为主导、社会资本为基础、金融资本为补充。此框架应成为共识，无需再议。绝不能以牺牲国家资本与社会资本为代价，纵容境外金融资本扩张，并美其名曰“金融改革”。唯有维持“三方斗地主”的动态平衡，方为最优状态。财政制度与政策的设计，必须围绕这一结构性平衡推进结构性再造。
最后，国家必须集中最优质资源，全力攻坚人工智能领域。此乃当前经济战略之要务。
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
中国经济历经两个历史周期。
第一个周期自建国至1978年，历时约三十年，是“打骨骼、立骨架”的奠基阶段。此阶段成就卓著——全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奉献甚至牺牲，让我们在短短三十年内走完西方三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领导人，已把他们这一历史周期所要完成的工作做到了最好，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得更好。
1978年后，邓小平同志开启改革开放：改革在于引入社会资本，开放在于引入金融资本。由此形成“三方斗地主”格局，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表述，即“资本化”进程。如果说前一阶段完成了工业化，那么此后至今的核心任务便是资本化。
然而，在构建“三方斗地主”格局之初，对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可能衍生的问题缺乏充分估计和相应预案。随着历史演进，尤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此类问题逐步显现并日益突出。所幸中国作为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涌现出一批民间的思考者，他们不断思考这一哲学问题，并从社会层面、历史层面乃至地缘政治、军事与外交层面深入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今日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在过去的发展阶段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直接税立法。这不仅是政治与经济层面的抉择，更是文明路径和制度方向的抉择，同时也是对中国未来全球定位的清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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