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劳动过程作为一场游戏

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将劳动者视为被操纵的客体、买卖的商品、无力反抗的抽象集合、受害者，社会关系的承载者、能动者、支持者。工业社会学将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格还原，强调反抗的出现。它也并不反对劳动者的客体性。

工人对被剥夺感无可奈何，尽力去减少无可避免的被剥夺感。

记录：困難的工作不必然只會反映出不舒服的感覺，它也製造了一種滿足感。事實上，所有在工作上生的被奪感，都與一種我稱之相對滿足感」(relative satisfaction)的情相關。它是一種從工作現實的不舒服中所暫時得到的抒解；當工人習慣用這些來詮釋自身處境時，這種感覺就會出現。在這種情下，就只剩明顯的滿足感了，事實上這些滿足感正是由被奪感衍生出來的。——William Baldamus，《效率與努力》（Efficiency and Effort,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1)，頁53。

工作对身体是伤害、沉闷与疲劳带来的被剥夺感产生了工人自我锻炼的相对满足感，这种相对满足感通常在游戏中形成，降低了紧张。很多作者都认为工人们自主建立一套特有的反对资本家的文化及生产系统，但他们的经验证据非常薄弱。但是，一旦赶工游戏开始，就不再是工人独立自主的表现和对管理的不满与反制了。自上至下的管理阶层也会积极参与到赶工游戏中。

Burawoy认为，这些规则是从斗争和谈判中产生的，基本工资和利润范围界定了有限的规则。管理者积极参与，使工人无法自主选择，在需要、愿景、规约和对相对满足感中积极充当赶工游戏的玩家，生产处了志愿性的顺服，即“同意”，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和剩余价值增长。

1.掩饰并取得剩余劳动

赶工竞赛是把工人当做独立的个体嵌入劳动过程之中。工人具有自主性，奖励体系以个人努力为基础；工人之间相互竞争，产生矛盾，岗位设置将操作员和辅助工人对立开来。

然而，游戏的意涵更广。玩游戏和认同游戏，哪个更基础呢？Burawoy认为同意奠基于玩游戏，是在游戏中建构出来的，游戏制造出和谐。

游戏规则在赶工中，是生产时的社会关系。游戏结果，即赶工成功或失败，都包括着利润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再生产。这体现出游戏规则被制度化了，成为目的，掩盖、遮蔽、翻转了原本的性质。从而，玩游戏掩饰了原本游戏所出的生产关系；工人对界定游戏规则生产时的社会关系，也产生了同意。

如果个体违反游戏规则，会招致仪式性的惩罚，从而增强工人们对生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支持，增强掩饰剩余与生产同意的效果。工人在认为管理者作弊、破坏规则时，反而强调了规则的正当性和赶工的价值。

要如何说服工人乖乖合作，生产利润呢？Burawoy的答案是游戏的确立提供了工人主动合作与同意的先决条件，比强迫更有效。但是，由赶工制造出来的合作无法以金钱评价。很多情况下，工人对职务的偏好是不完全经济导向的，是否赶工成功、达到目标或获胜的满足感也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虽然工人的用词是“搞钱”，但实际上的含义是游戏分数、比赛结果。可以说，赶工竞赛从特定的生产中关系产生，又体现了这一关系，既主宰了厂内文化，又反映出管理阶级的趋利。如果没有游戏，是无法调和操作员和管理层两者的利益的。

注意，利益的预设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在工作的组织中产生。游戏产生后，就获得了自己发展的原动力，如果一直玩下去，规则还可能改变、被破坏。根据马克思对计件工资的看法，在赶工竞赛中，工人个体利益的实现反而会损害集体利益。

于是，Burawoy提问，赶工游戏是如何再生产的？什么条件下，游戏会走向毁灭？什么条件下，游戏才能生产出利润与同意，继续玩下去？

2.不确定性与危机

Burawoy对组织的看法不同于一般学者，他认为要确保工人合作，需要确保最低限度的不确定性。一个游戏要吸引玩家的兴趣，三点条件是：不确定性不能太高，不确定性不能太低，玩家要关心可能出现的结果。

Burawoy也是花了几个月时间，才从厌恶游戏规则到成功实现报酬比率，获得认可，热衷于游戏。他认为，游戏还带来了不同于社会奖励的东西。一个是生理层面的奖励，即心流状态让人感到时间过得非常快、不疲惫，消除了乏味和无趣的感觉。

游戏结果的不确定性需要两个限制：①保障工人获得可接受的最低工资；②保证管理阶层最低限度的利润。这是系统危机(system crisis)，还有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即工人是否因为不确定性太高或太低而失去游戏动机(motivational crisis)，退出游戏。

资本家要如何留足工人的，剩下的保障自己的利润呢？吉尔公司避免了第一重危机，但陷入第二重危机；联合公司则摆脱了两重危机。第一重危机取决于总产量，它起伏较大，无法预知；第二种危机可以用各岗位的产量水平来测量。系统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动机危机）有什么关系呢？合法性危机会加速引发系统危机，后者也有可能来自于过高培训费用和过度加班。

Burawoy将游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将工人局限在工人与科技的关系中，它无法持续吸引工人的注意力，造成对生产中的关系的同意。第二种是设计其他生产行动者的第二种类型的游戏，它还要面对不确定的人际关系。

接下来，Burawoy将通过检视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以了解阶级斗争如何被收编、控制。

3.结论

游戏不仅是一个解释工具，还是一个批判工具。它展示出个体理性与资本主义体系理性的联系；当劳动者参与资本主义决策时，也对资本主义的规则与道德产生同意，并在潜移默化中植入意识；这个游戏业产出利益；由于留有获胜的机会，游戏充满了诱惑，并将不满导向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非资本主义。当然，游戏也隐含一个解放社会的可能。

但是参与游戏侵蚀游戏再生产的条件是什么？联合企业和吉尔公司的差异显示，限制越来越多、可供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小，但可供选择的数量越来越大。可靠的机器更多，报酬比率更容易达成，作弊可能性的放宽，增加了操作员在竞赛中的选择，使危机不至于延续。

第六章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起

内部劳动市场的定义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单位，例如一间制造工厂，在工厂里面劳动的价格与配置，是由一组管理规章与行政程序来控制的。”

卡尔·波兰尼认为劳动市场的衰败来源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组织原则与社会自我保护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章，Burawoy将讨论生产层面，“占有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再生产机制及其后果。最接近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例子，是日本大商社。企业内部分配的规则根据年资和能力的组合。

接下来，Burawoy将指出三十年来的发展趋势是个人离开公司的流动减少，公司内部流动增加，新入职人员也变少，来了要从底层做起。

1.内部劳动市场的变化

内部劳动市场出现需要留住录取的工人，也需要优先让自己的员工晋升。在吉尔公司，分化不大的职务结构让工人对调职缺乏兴趣。后来，吉尔公司对职务分类体系进行了调整。技术较高的工作的报酬比率更轻松，收入更高。

新进者接受训练一般由有经验的操作工帮带，这也涉及到产量与绩效的变化，与填补空缺的制度化处理。三十年间，年资也越来越被重视。

2.内部劳动市场的结果

内部劳动市场在有限范围内培养出一套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冲击了工厂中冲突的模式，三十年来，工人更换岗位更常见；领班从控制者变为服务者。正如之前所说，流动性减轻了阶层的纵向冲突，加剧了横向冲突。可能是因为职务间流动的增大，减少了发展信任关系的机会。内部市场的在职训练实现去技能化，发扬了协商与个体的自主性。内部市场还通过改善福利、提高保障和地位，培养出工人对企业长久生存、发展的牺牲与承诺。

3.结论

内部劳动市场以多种方式协助掩饰冰取得剩余价值：①外部劳动市场特征内部化——“个人主义”；②流动性减少纵向冲突，将紧张分化到横向个体之间，并通过年资奖赏鼓励奉献精神。

Burawoy讨论的游戏规则可以将不确定性限制在狭窄范围内，基于工人力量区抵抗管理层主宰，利益明确地产生志愿性顺从。

第七章巩固内部国家

Burawoy已经解析了企业将外部劳动市场吸纳进企业内部的结果，在本章将讨论内部国家的成长。内部国家是指一组在企业层次上，组织、转换与压制“生产中的关系”或“生产时的关系”所引发的斗争的制度。

在大部分生产地方，管理部门与劳工的关系是主人—奴隶关系，而随着大型股份有限公司和工会的兴起，内部国家逐渐和劳动过程的管理监督脱钩。内部国家通过限制独裁管理、赋予工人权利和义务，保证管理部门塑造和指挥劳动过程的垄断性特权。

1.工会及其成员

内部国家从专职体制转换到霸权体制的过程中，需要劳工代表有限参与。工会既不能太弱以无法维持，也不能太强以致过于挑战企业。1945年开始，工人对工会的支持更强，但工会的挑战力减弱。

Roy和工会接触较少，到Burawoy时，强制入会制度已经引进，但一般员工仍然怀疑工会的能力与作用。管理层为了保有一个合法的集体协商对象，也愿意接受其对独断权力的限制。然而，只有和没有工会的单位相比，才显示出工会的重要性，即使有对工会的抱怨，也是针对任职者而非制度。

2.创造工业公民权

工厂赋予劳工权利与义务，将劳工纳入政治过程中。赋予其的社会契约有年资回报、申诉机制等。这造成了球员兼任裁判的情况。这有时候会造成公平问题，尽管在形式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但还没有人探索、质疑过这一平等的法律服务于何种利益。

3.利益的具体调和

利益的具体调和通过工会集体协商的形式，Roy时几乎每年都讨论新契约的订立，三十年后，三年一订成为制度化。

集体协商一方面转移了不同生产人员的冲突，一方面通过其框架再造了冲突，通过重组冲突，阶梯协商又将大家导向共同利益。可以说，集体协商是决定其他游戏规则与结果的一个游戏。尽管抵触既有规则、无法达成协议可能导致罢工，让人质疑资本关系，但是反而强化了工人参与集体协商的热情，从而将今日的工资限制转化为明日利润积累和工资共同增长的可能，这就实现了利益的具体调和。

4.内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内部国家兴起的表征是工人与管理阶层都服从法令规章，而只有集体协商与共同管制能够改变法规，在劳动的运用上建立程序、加以管制。这种管制一方面保障劳工，另一方面反映出外部政府机关的间接管制。从而，内部国家的相对自由体现为免于外部公共体系干预的自由，以及免于资本家、管理阶层直接经济利益干预的自由。其中，后者在本章讨论更多。

内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有三个相关的意义。一是劳工与管理阶层都使用契约中的规范和管制，是同时掩盖与取得剩余的基础；二是它只有在同时掩盖与取得剩余时才存在价值；三是劳工阶级有组织有力量时，管理权就制度化了。只要工会和管理阶层没有明显勾结，就保障了内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只要有让干部下台的选举制度，这一制度就可以有效屏蔽其勾结，维护相对自主性。

内部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有助于掩盖集体协商施舍性质的“工会争议”所保证的财产体系。

5.结论

内部国家与内部劳动市场相似。内部国家以相对自主性，透过申诉制度与集体协商来形塑工会与管理阶层的共同利益，结合工人与公司的利益。在其中，工人成为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掩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生产时的关系的斗争，经程序被转移到集体协商中。

此外，内部国家与内部劳动市场辅助制造了同意的生产。内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可以限制强制力的运用（雾）。在第三部分中，Burawoy认为，企业通过组织、转移压制劳资斗争、将公司利益构建为劳资整体利益、促进工人个人主义，确保并掩饰了剩余价值。

接下来，Burawoy将讨论外在因素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形式、再生产与转型之间的关系。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