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凤凰”玛丽·科尔文，其实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女人。从1986年到2012年，这26年间她的身影几乎出现在了地球上所有的战火纷飞之地——伊朗、车臣、伊拉克、东帝汶、利比亚、科索沃、叙利亚，无一遗漏。
但她最终还是用光了自己的好运气，在2012年2月22日的叙利亚霍姆斯炮击中以身殉职，终年56岁。
这样一个老派战地记者，带给我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在人人手里都揣着手机，随手拍段视频发到社交平台就能传遍全球的时代，信息更新快得眨眼就来，战地记者这个拿生命赌真相的职业，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玛丽·科尔文出生在美国，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师从普利策奖得主约翰·赫。在决定做战地记者以前，科尔文的生活只能用顺风顺水来形容。
大学毕业以后，科尔文加入了合众国际社，做了一名夜班记者。没过多久，就被派往法国成为巴黎记者站的主任。但是科尔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觉得合众国际社的报道太四平八稳了，没有人文感情。
所以在1986年，科尔文离开了合众国际社，加入了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是在这家报社，她认识了一支驻外记者队，从此开启了自己人生的第二阶段。
从1986到2012，科尔文的身影几乎出现在了地球上的所有战区，给英美主流媒体提供了无数条战争报道。
她亲眼见证了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选举、塔利班的兴起、阿拉伯之春、卡扎菲被抓以及叙利亚冲突等等政治事件，串联起来几乎是一部当代的战争史。
2001年，在听说斯里兰卡有34万难民无法获得食物以后，她在热带雨林中徒步走了近50公里潜入斯里兰卡。就是在采访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时候，她被政府军的榴弹击中，从此左眼永久失明。
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她成功揭露了斯里兰卡政府扣押食物药品、阻止国际记者进入报道的事实，最终迫使斯里兰卡政府改变态度，开始允许记者进入。
2012年2月，刚刚做完背部手术、已经56岁的玛丽·科尔文，重返一线。当时叙利亚正在轰炸有3万平民的霍姆斯，是科尔文在前线战场，对全世界进行了一次语音连线直播，报道了现场的真相。但也就是在直播后不久，科尔文所处的建筑遭到轰炸，她本人不幸遇难，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次报道。
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人人都可以是媒体，都在挑逗别人的目光，打假别人的人可能下一秒就是被打假的对象。
而战地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把真相从舆论战里剥离出来，还原一个客观的真相。他们让那些被战火吞噬的普通人有了声音，也让我们在碎片化的时代仍然能看清战争的残酷本质。
这份坚守不分国界，在中国，其实我们也有这样深入一线的战地记者，像水均益老师，他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危机，多次奔赴最危险的前线，用专业和胆识为国人搭建起了理解世界的桥梁。
水均益的战地生涯，是从1989年派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开始的。海湾战争爆发以后，水均益就是国内主流媒体第一批奔赴前线的战地记者。后来在波黑战争时期，他又一次主动申请去前线。而在战场上，他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在镜头前始终保持着清醒和专业，用沉稳的声音传递着每条生命的重量。
水均益前后七次奔赴战场，从金话筒奖得主到《环球视线》的主持人，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和国际新闻紧密相连，守着传递真相的初心。
所以说，你问我战地记者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答案那是肯定的。他们拿着文字当武器，拿着镜头当证据，在生死边缘记录战争的残酷，也捕捉人性里的光辉，给后人留下了最真实的战争记忆，用具体行动诠释着“铁肩担道义”的追求。
这或许就是在这个人人都有摄像头的时代，他们依然无可替代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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