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1月29日，短短十五天内，境外情报力量连续发起两轮针对性行动，剑锋直指我国重要军事设施与核心国防数据。
境外间谍组织的图谋已不再遮掩，公然以渗透、策反、窃取为手段，实施系统性危害活动。
近期官方通报的两起典型案件清晰表明，敌对势力的情报作业日趋精密化、场景化、常态化，其触角深度延伸至军工科研一线、战略要地周边及一切可关联国家安全的数据采集节点。
1月14日与1月29日两次集中通报虽相隔仅半月，却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脉络：境外力量正多线并进、双轨运作，一方面通过人际接触直接锁定关键岗位人员，另一方面借合法商业外衣在敏感地带布设技术采集终端，构建隐秘情报输送通道。
首起案件中，涉案人郭某系某大型军工集团下属单位项目经理，全程参与国家重点型号研制管理，并多次承担海外联合验收任务。
其在赴境外执行公务期间，被境外情报人员精准锁定。对方以“高端产业对接”为由主动接触，安排专属接待团队、提供高规格食宿娱乐服务，刻意营造亲密氛围，逐步瓦解其思想防线与职业警觉。
待郭某放松戒备后，对方迅速调取偷录影像与私密信息，随即展开胁迫施压，迫使其就范。郭某最终突破底线，持续向境外传输大量涉密资料与内部研判报告。
尤为恶劣的是，郭某并未止步于单点泄密，而是凭借职务便利与人脉资源，在本单位内部发展下线，将同事陈某、黎某拉入非法链条，形成“接触—整理—译介—外传”的闭环式窃密网络。
三人分工明确：一人依托审批权限调阅原始技术文档；一人负责分类梳理、摘要提炼；另一人完成专业术语翻译与加密封装，最终借助境外社交平台暗语频道、虚拟货币交易接口等隐蔽路径完成数据出境。
据权威披露，此次外泄内容涵盖十余份秘密级国家秘密文件及二十多类战术级情报素材，涉及装备性能参数、试验验证结论、战技指标演算过程等关键信息。此类资料一旦落入他手，不仅干扰单个项目进度，更可能动摇我军作战体系构建、影响战场环境建模精度、削弱电子对抗防护效能、迟滞新型武器列装节奏。
郭某案揭示出境外情报机构惯用的“情感渗透—把柄控制—行为驯化”三阶段操控逻辑：先以温情攻势消解目标心理壁垒，再以证据胁迫实现行为绑架，最终促使其从被动配合转向主动献策。
不少当事人起初仅视作普通商务应酬或友好往来，殊不知已在无形中踏入圈套。一次疏忽、一句失言、一张未加屏蔽的照片，都可能成为撬动整个安全防线的支点，个体的短暂松懈极易演化为组织层面的长期隐患。
1月29日通报的第二类案件更具伪装性与技术性——涉事主体为一家注册于国内、实控权归属境外资本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代号“A公司”。该公司对外宣称主营智慧农业服务、区域气象监测、农田增产辅助系统建设等民生领域业务。
表面上看，其在多地部署的气象传感装置并无异常，部分地区确有提升农情预报精度的实际需求。但问题核心在于设备落点与数据流向：A公司将大量探测单元布设于空军基地外围、海军港口航道沿线、导弹阵地邻近山体等高度敏感地理坐标，所采集数据远超农业用途所需，实则构成对军事环境的立体化测绘。
现代战争中，气象要素早已超越传统认知范畴。微小的风切变变化可导致预警机雷达盲区扩大；局部湿度波动会影响红外制导精度；能见度临界值决定无人机集群突防窗口；气压梯度差异直接关联弹道修正系数。一套覆盖数月、空间分辨率达百米级的气象观测网络，叠加GIS地理信息系统，足以构建动态更新的作战环境数字孪生模型。
该模型不仅能支撑敌方对我方部队调度规律、训练周期特征、装备出动频次进行逆向推演，还可用于模拟不同气象条件下的打击效果、通信中断时长、电磁干扰强度等实战变量。若此类数据实现毫秒级实时回传，威胁等级将呈指数级跃升。
通报指出，A公司外资股东背景牵涉多家欧美防务承包商，部分高管曾在北约联合气象保障中心任职，另有技术人员与北约标准化协议（STANAG）气象数据接口开发项目存在深度协作关系。
最关键的是，所有前端设备均预置境外远程指令模块，采集数据未经本地存储、未接受国产加密监管，而是通过内置通信协议直连境外云服务器，全程绕开我国网络安全审查与数据出境评估机制。
由此形成的是一条“零感知、零干预、零阻断”的自动化情报流水线：从传感器启动采集那一刻起，敏感区域的环境指纹便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境外分析平台，隐蔽程度高、运行稳定性强、运维成本极低。
将两起案件对照审视，可见境外情报活动已形成两条并行不悖的技术路径：其一是“以人为靶”，瞄准掌握核心信息的关键岗位，利用人性弱点实施定向围猎，借内部渠道获取结构化情报；其二是“以物为媒”，依托合规外壳植入非合规设备，在物理空间上完成对战略要地的无声扫描，靠技术漏洞实现非接触式数据攫取。
前者倚仗心理博弈与制度缝隙，后者依赖监管盲区与公众认知偏差。二者虽路径迥异，却共享同一战略指向——削弱我方防御纵深、压缩我方决策优势、延缓我方响应速度，且均具备潜伏期长、发现难度大、修复代价高的显著特征。
司法机关依法作出严厉惩处：郭某因犯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同案人员陈某、黎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与五年，并同步追缴全部违法所得。相关违纪违法线索已移交纪检监察部门进一步核查。
A公司在重点区域擅自架设的全部气象监测设备已被强制拆除封存，其境内运营资质被依法吊销，实际控制方被列入国家安全风险重点关注名单。此案处置全过程彰显我国反间谍执法能力的系统性提升，也释放出“红线不可越、底线不容破”的强烈信号。
然而，法律制裁虽能终结个案，却难以彻底抹除已造成的实质损害：外泄文件原件无法召回，原始数据副本极可能已被多源备份、交叉印证、建模分析；境外情报机构或已据此调整侦察频谱、优化监听策略、重构威胁评估模型。
对我方而言，这意味着相关单位必须投入额外资源开展系统性加固：重审保密流程、更换核心算法、迁移关键数据库、重构通信链路、升级物理安防等级……而对涉事人员来说，刑期终有尽头；对国家安全而言，风险消化周期却可能长达数年甚至更久。
这些案例深刻警示：当代国家安全威胁早已突破传统边界，它可能潜伏在一次看似寻常的跨国会议邀约里，隐藏在一份未加甄别的合资协议条款中，嵌套在一座未经安全认证的智能气象站内部，蛰伏于一段未经脱敏处理的遥测数据流之中。
涉密科研单位须强化全周期保密管理，对人员出入境、对外合作、技术交流实行分级授权与动态审计；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共建过程中，应对涉及空域管理、地理测绘、无线通信、北斗定位、人工智能识别等敏感技术的企业实施穿透式尽职调查，重点核查实际控制人背景、数据主权归属、软硬件供应链安全、远程运维权限设置等硬性指标。
普通公民同样身处防线之中：有人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机场周边地形，有人将军事演习现场照片标注精确经纬度发布，有人轻信“外籍专家”提出的免费Wi-Fi安装请求，有人对社区新装不明标识传感设备习以为常——这些行为看似微小，却可能成为敌特组织绘制“数字地图”、校准“情报坐标”的关键拼图。
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防线，既需要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技术标准的硬性门槛、监管体系的闭环管控，更离不开每一位公民的风险直觉、规则敬畏与行为自律。真正的铜墙铁壁，不在边境线上，而在每一次点击确认前的停顿、每一句对外发言前的斟酌、每一份合同签署前的审阅之中。
两起案件的密集通报传递出明确判断：境外势力对我核心国防信息的觊觎从未降温，其技术手段持续迭代升级，组织形态愈发专业化、产业化、全球化。应对之道，既要靠法治利剑斩断黑手，也要靠制度堤坝堵住缺口，更要靠意识自觉筑牢心防——唯有将安全要求嵌入岗位职责、融入项目建设、渗入日常操作，才能真正实现关口前移、源头防控、全域免疫。
唯有如此，方能在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下守住底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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