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铁卢战役参战军队
参与滑铁卢战役的三支军队，各自拥有独特的编制体系、组织结构与作战方式；尽管部分特征独具一格，但从宏观层面来看，三方在武器装备、部队构成与作战模式上存在高度相似性。每支军队都有专属的战术体系并据此训练部队，然而部分核心作战原则是共通的，且实战中条令细则的执行程度，会随战场形势灵活变化。在硝烟、喧嚣与混乱的战场中，维持基本军纪，具备机动、展开横队、纵队、方阵、推进与撤退、散兵作战、冲锋与集结重整的能力，是保持部队秩序与凝聚力的核心前提；但在此之上，很多时候根本无法完成手册规定、平日演习操练的战术动作。
经验丰富的军官都深知这一点，甚至有操典作者在谈及一项复杂战术时直言：“这套动作在阅兵式上看起来整齐美观，效果出众，但在敌军面前实施过于繁复，无法安全执行。”罗兰·希尔在塔拉韦拉战役中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当时他目睹散兵按条令规定撤退，动作规范却速度迟缓，当即怒斥：“去他妈的列队行进，让他们随便跑回来！”
1815年6月16日至18日的三日激战，最终铸就了人类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战役之一。滑铁卢的核心意义，并非源于其史诗般的战争场面，而在于它终结了在此前二十三年间席卷欧洲、满目疮痍的近乎不间断的战乱，同时也标志着那个时代最具统治力的人物——拿破仑·波拿巴的最终溃败，这位人物影响力之深远，让整个历史时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外界对拿破仑滑铁卢战败的评价褒贬不一。许多人认为这场胜利根除了战乱的核心根源，也有人为这位时代巨人的落幕扼腕。一种极端观点来自战役约十一年后到访滑铁卢的一名英国人，他在访客簿中写道，自己在此地“愈发感激上帝，借由他的同胞之手，将人类从有史以来最可憎的暴君统治下解救出来”，一名法国访客则在旁批注：“英国狗！”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出自被这场战役摧毁一切的人。
拿破仑被流放圣赫勒拿岛期间，有人提醒他当日是滑铁卢纪念日，“回忆显然触动了皇帝，他悲痛地慨叹：‘难以理解的一天！前所未有的一连串厄运！格鲁希！内伊！德尔隆！是背叛，还是单纯的不幸？唉！可怜的法国！’说罢，他用双手捂住双眼。”他后续补充的话语或许部分属实：“一场奇特的惨败，即便遭遇灭顶之灾，战败者的荣光未损分毫，战胜者的声名也未增一寸；失败者的英名会跨越覆灭永存，胜利者的记忆或许会被埋葬在胜利之中！”
滑铁卢战役也因惨烈史诗般的搏杀被铭记，即便身经百战的老兵，也认为此次战斗的惨烈程度前所未有。约翰·金凯德的描述颇具代表性：“我从未听说过一场战役会全员阵亡，但这场仗似乎要成为例外，所有人接连倒下……次日清晨的战场，是一幅骇人听闻的屠杀景象，仿佛天地崩塌，四分之三的事物都在浩劫中损毁。我们阵地正面平行的区域，倒伏的士兵与战马尸体密密麻麻，几乎无处下脚……”战役的鲜明特征，是三方军队都展现出超凡的勇气与决心，亲历者对此均有记载。
罗兰·希尔的副官霍勒斯·丘吉尔少校的言论，便是典型的共情与对敌军的敬重，他看着法国骑兵一次次发起冲锋，惊呼：“上帝啊，这些人配得上波拿巴”，赞叹他们为拿破仑奋战的英勇；战役结束六天后，他写道：“我宁愿当日作为英国步兵，或是法国胸甲骑兵战死沙场，也不愿十年后寿终正寝。”弗雷德里克·梅因沃林的感慨，几乎是所有亲历三日激战者的心声：
“滑铁卢与它的荣光，如今只留存于史册。毫无疑问，未来还会诞生无数威灵顿式的人物，但数个世纪都难再出一个拿破仑，也再难有两支如此强军的正面碰撞……集荣誉、骑士精神、英勇与忠诚于一体，葬身于此的将士，是古往今来最优秀、最无畏的战士！”
无数史书都记载过滑铁卢战役的经过与核心人物，却极少有作品聚焦三支军队的部队构成与作战方式。三方虽各成体系，但武器操作、机动战术的基础准则却大致相通。目前无法给出滑铁卢战役期间各场战斗参战部队兵力的精确统计数据。战斗前夕很少编制兵力花名册，即便完成编制，战场环境也会导致数据不完全准确。从兵力统计到战斗打响的短暂间隔，就会有大量士兵脱离一线战斗编制：例如被抽调看守团级辎重、突发疾病，或是为寻找补给临时离队。
英国第30步兵团的爱德华·麦克雷迪便提供了实例，他称6月18日英军的“晨间兵力统计”显示其营有548名列兵在岗，但四臂村战役实际参战人数不超过460人，近五十人作为勤务兵、侍从兵不在一线；若此说法属实，扣除6月16日至17日的伤亡后，滑铁卢战役该营实际参战人数仅约430人。公开统计数据往往存在偏差：比如威廉·赛博恩在《1815年法比战争史》（1844年及后续版本）中引用的数据，虽源自官方资料，但部分数据未计入军官、士官与乐兵，且这类遗漏并非全书统一。
伤亡数据同样存在此类问题：最早公布的统计数据是战后即刻汇总的，部分标注为“受伤”的人员后续伤重不治，部分“失踪”人员实则阵亡、负伤，或是与部队失散后归队。但即便算上未负伤的失踪人员，这些初期数据仍能客观反映部队战后状态——至少在归队前，未负伤的失踪人员与伤亡人员一样，无法为部队提供战力。
然而，伤亡数据仅能体现滑铁卢这类战役后果的冰山一角。1815年7月中旬，战役结束不到一个月，英国游客夏洛特·沃尔迪造访战场，看到“一长排巨大的坟墓，更确切地说是土坑，数百具尸体被随意抛入其中……即便在露天旷野，尸骸散发的恶臭也令人作呕，夏日纯净的西风掠过，却裹挟着致命的腐臭，弥漫在战场的各个角落”，腐烂的尸骸从泥土中裸露出来。整片战场“遍地都是士兵的军帽、军鞋、手套、腰带与刀鞘，折断的羽饰深陷泥泞，残破的红、蓝色军服碎片，皮毛与皮革残块，黑色领章与干粮袋随处可见”；焚烧尸体留下的灰烬堆，标记着尸体多到无法土葬的区域。从战场回收的遗物在美丽联盟农庄被当作纪念品售卖，而最令人唏嘘的景象，在一个世纪后与佛兰德斯的其他战场产生了更著名的关联：
“我们穿过乌古蒙林地时，一簇簇鲜红的罂粟花在新坟上肆意盛放，仿佛在嘲弄逝者，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我。战场各处都长满了这种花，它们生长在高大茂密的谷物中，得以躲过战火摧残，纤细的根系扎在随意堆砌的坟土块里。我从一座坟头采下一朵蓝色小野花，它有着伤感的名字——勿忘我，对于浪漫的想象而言，这足以成为诗歌遐想与沉思的绝佳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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