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云随笔 素材/张翠兰 （声明：为方便大家阅读，全篇用第一人称写故事，作者身边的故事，切勿对号入座！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弟媳跟着弟弟在海外定居十来年，公公走后，我便把婆婆接到家里照顾，一晃眼，婆婆已经在我家吃了12年的饭，住了12年的屋。
这些年啊，春种秋收，寒来暑往，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磨过来。
家里的炊烟里，总飘着婆婆炒青菜的清香味；我和丈夫的脚步，也踩满了照顾老人的碎事儿，不惊天动地，却踏实得很。
今年我张罗着给婆婆办八十大寿宴，前前后后忙活了半个月，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免想起弟弟弟媳常年不回的日子。
那些婆婆半夜咳嗽我爬起来倒水的夜晚，那些逢年过节婆婆扒着门框望村口的模样，那些我和丈夫扛下的里里外外，心里难免泛起一丝不是滋味的涟漪。
可谁也没想到，寿宴上弟弟那句憋了十几年的话，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瞬间搅乱了我所有的情绪，让我红了眼眶，也让所有的委屈都化作了滚烫的理解。
我是张翠兰，今年48岁，家在江西吉安县的一个小山村，丈夫建国是婆婆的养子，她还一个亲生儿子。
村子被一圈脐橙林围着，春天漫山遍野的白花，秋天沉甸甸的橙黄压弯枝头，那是我们家的生计，也是我和丈夫李建国半辈子的心血。
年轻时我在镇上的服装厂做车工，一天踩着缝纫机踩上十几个小时，腰累得直不起来，后来厂子效益不好，我便跟着建国回了村。
我们把家里的几亩薄田改种脐橙，又在山脚搭了个棚子养土鸡。
土鸡吃着山里的虫子和野菜，下的蛋蛋黄金黄金黄的，拿到镇上赶集，总能被一抢而空。日子不算大富大贵，却也安稳踏实，靠着这脐橙园和土鸡棚，我们供儿子读完了大学，在省城安了家。
丈夫建国是个闷葫芦，话不多但手脚勤快，家里的重活累活从不让我沾手。
挑水浇树、给鸡拌料、扛化肥上山，这些活儿他总抢着干，汗珠子掉在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坑，却从不说一句苦。
婆婆今年八十岁，身子骨还算硬朗，眼不花耳不聋，平日里我们夫妻俩上山打理脐橙，她就在家看门，还在屋后开垦了一小块菜地。
那片菜地被婆婆侍弄得生机勃勃，辣椒红得透亮，茄子紫得发亮，空心菜嫩得能掐出水来，就连墙角的小葱，都长得精神抖擞。
每天傍晚我们从山上回来，婆婆准会挎着那个磨得发亮的竹篮去菜地，摘一把青菜，回来搁锅里炒得香喷喷的。
我们家一年四季的青菜，几乎都被她承包了，省下的买菜钱，婆婆都用手帕包着，缝在衣兜里，逢年过节就塞给重孙女当压岁钱。
婆婆还爱养几只老母鸡，不是为了卖钱，是专门留着下蛋给我补身子。她说我跟着建国操劳，不容易。
每次我推说不要，她就板起脸：“翠兰，你要是不吃，就是嫌我老婆子脏。”我只好笑着收下，把鸡蛋腌成咸蛋，一家人慢慢吃。
有回我偷偷把鸡蛋塞给孙女，被婆婆撞见了，她愣是骂了我一顿，说我“不爱惜自己”。
今年端午，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带着媳妇、孙女回来过节。
傍晚吃完饭，夕阳把天边染成了橘红色，晚风拂过脐橙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说着悄悄话。
一家人搬着竹凳坐在院子里纳凉，孙女缠着婆婆，要听她讲“老妖精和砍柴郎”的故事，奶声奶气的声音，逗得一院子人哈哈大笑。
儿子剥开一个豆沙粽子递给婆婆，柔声说：“奶奶，这是我特意在省城老字号买的，不粘牙，您尝尝。”
婆婆接过粽子，笑得合不拢嘴，皱纹都舒展开了：“还是我大孙子孝顺，知道奶奶牙口不好，贴心。”
儿媳在一旁笑着插嘴，从包里拿出一个礼盒：“奶奶，我还给您织了件毛衣呢，羊绒的，秋冬天穿正好，您试试合不合身？”说着就打开礼盒，拿出一件枣红色的毛衣。
婆婆连忙摆手，眼里却闪着光：“哎呀，不用试不用试，你织的肯定合身！我这老太婆，还能穿这么好看的毛衣，真是享了八辈子福喽！”
儿媳不由分说，拿起毛衣就往婆婆身上套，一边套一边说：“奶奶，您穿这颜色显精神，等天冷了，您穿着它串门子，保准人人都夸好看。”
婆婆站在院子里，穿着崭新的毛衣，夕阳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泛着温暖的光，像个孩子似的，笑得一脸满足。
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我心里暖烘烘的，鼻尖却莫名一酸。
这时，丈夫建国磕了磕烟斗，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敲了敲，慢悠悠开口：“翠兰，下个月十六，是咱妈的八十大寿，我寻思着，办个寿宴，请街坊邻居和亲戚们来热闹热闹，你看咋样？”
我心里一动，是啊，婆婆八十岁了，这可是大日子。这些年婆婆跟着我们，没享过什么清福，反而天天帮我们操心，办个寿宴，让她高兴高兴，也是我们做晚辈的心意。
婆婆一听，连忙摆手，急得脸都红了：“办啥寿宴啊，浪费钱！把钱省下来，给我重孙女买奶粉、买玩具多好！我这老婆子，吃碗长寿面就行了，不用折腾。”
儿子立马接话，声音响亮：“奶奶，这钱我来出！您八十大寿，必须大办！十里八乡的亲戚都得请来，让大家伙儿都知道，我奶奶八十大寿了，身体硬邦邦着呢！”
儿媳也跟着附和：“对，奶奶，我们都支持，您就别硬撑了。寿宴的事儿，我们来张罗，您就全当享福就行。”
我笑着拉住婆婆的手，她的手粗糙却温暖，布满了岁月的纹路：“妈，您就听我们的吧。这些年您帮我们看房子、种菜、养鸡，辛苦了大半辈子，办个寿宴，是我们的心意。再说了，一家人聚在一起多热闹啊，您不也想看看那些老姐妹吗？”
婆婆看着我们，眼眶慢慢红了，叹了口气，声音有些哽咽：“唉，我这老婆子，临老了还能享到儿孙福，这辈子值了，值了啊！”
建国又补充道，一脸认真：“寿宴不收红包，大家伙儿来就是给咱妈面子。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喝杯酒，各自乐呵乐呵就行。”
我打趣他，笑着说：“哟，你这闷葫芦，还想得挺周到，我都没想到这一层呢。”
建国咧嘴一笑，露出憨厚的笑容：“妈就一个，高兴比啥都重要。钱没了可以再挣，妈的八十大寿，就这一次。”
这时，儿媳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小声问：“爸，那要不要通知小叔他们回来啊？”
院子里的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风吹过脐橙树，沙沙的声音都变得清晰起来。婆婆的嘴角动了动，眼神黯淡了几分，低下头，轻轻摩挲着手指，没说话。
我心里也咯噔一下，是啊，弟弟，那个远在海外的弟弟。这个名字，像一根细细的针，轻轻刺着我的心。
弟弟张建军，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婆婆心里最深的牵挂。
他从小就是个学霸，一路从村里的小学考到县里的重点中学，又考上了北方的名牌大学，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孩子，也是当年十里八乡的风云人物。
我还记得，弟弟小时候读书有多刻苦。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电灯，他就点着煤油灯看书，煤油灯的烟把他的鼻孔都熏黑了，活像个唱戏的小丑。
冬天天冷，他的手脚冻得通红，甚至裂开了口子，渗出血丝，他就把脚伸进稻草堆里，手放在嘴边哈气，继续啃书本。
有一次下大雨，山路泥泞，弟弟放学回家，摔了一身泥，怀里的课本却抱得紧紧的，一点都没湿。
回到家，他换了身湿衣服，顾不上吃饭，又坐在煤油灯下看书。婆婆心疼得直掉眼泪，给他熬了姜汤，又用布条给他包扎裂开的手指，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儿啊，咋这么犟呢！”
弟弟考上大学那年，全村人都来道贺。公公在院子里摆了五桌酒席，请了村里的戏班子唱了三天三夜。
婆婆穿着新做的蓝布褂子，逢人就笑着说：“我家建军有出息了！以后要去北京读书了！”那几天，婆婆的脸上，一直挂着骄傲的笑容，走路都带着风。
大学毕业后，弟弟被公派到海外留学，这在村里更是炸开了锅。
大家都说，张建军是要飞黄腾达了，以后就是吃“洋饭”的人了。可谁也没想到，留学结束后，弟弟就留在了海外工作。
那年他第一次带弟媳回来，弟媳是个外国人，蓝眼睛高鼻梁，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看到院子里跑的土鸡，吓得直往后躲，惹得婆婆一阵笑。
婆婆虽然听不懂弟媳说什么，却还是忙前忙后，给她做红糖糍粑，煮土鸡汤，炒她最爱吃的青菜。弟媳吃得津津有味，一个劲地说“好吃”，婆婆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可自从弟弟在海外定居后，回来的次数就屈指可数了。每年也就过年的时候回来待两三天，匆匆忙忙又走了。
他很少说自己在海外做什么工作，每次我问起，他都只是含糊地说“搞研究”，再问，他就笑着转移话题。
公公走的那年，弟弟也是隔了好几天才赶回来。
他一下飞机就往村里跑，风尘仆仆，胡子拉碴，一进门就扑通跪在公公的灵前，哭得撕心裂肺，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个迷路的孩子。
他说：“爸，儿子不孝，没能陪在您身边，你怎么不等我回来啊……”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后事办完后，弟弟又要准备赶回去了，临走前一晚，弟媳找到了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
“嫂子，这是五万块钱，你拿着。”弟媳的眼睛红红的，声音有些沙哑，“爸走了，妈以后一个人，就麻烦你照顾了。我们在海外，实在是身不由己。”
那是2014年，我们家的脐橙园刚有点起色，一年收入也就两三万。这五万块钱，不是小数目，足够我们家开销一年多了。
我想拒绝，可建国却接过了钱，对弟媳说：“这钱我收下，但是会给妈存着，一分不动。你们在外面不容易，妈有我们照顾，放心。”
弟媳眼眶红了，哽咽着说：“嫂子，妹夫，辛苦你们了。建军他……身不由己，很多事情，他不能说，也不能回来，你们别怪他。”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委屈，不明白什么身不由己能比得上陪伴母亲。可看着弟媳难过的样子，我终究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就这样，婆婆被我们接回了家，这一住，就是12年。
婆婆牙口不好，爱吃软乎乎的粥，建国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熬，小米粥得熬到米开花，还得搁两颗红枣，说补气血。
婆婆有高血压，他特意买了个药盒，每天晚上把第二天的药分好，按时提醒婆婆吃药；冬天天冷，他早早把电热毯插上，生怕婆婆冻着；夏天蚊子多，他就给婆婆的房间挂上蚊帐，还买了驱蚊草放在窗边。
前几年婆婆摔了一跤，腿脚不太方便，建国每天晚上都给她泡脚、按摩，从不嫌麻烦。
有一次婆婆半夜腿疼得厉害，建国背着婆婆就往镇上的卫生院跑，山路崎岖，他深一脚浅一脚，还摔了个趔趄，汗湿了后背，却一声不吭。
疫情那几年，村里封了路，婆婆的降压药吃完了，建国骑车去镇上买药，来回走了四十多里山路，回来的时候，裤腿都被露水打湿了，冻得直哆嗦。
他把药给婆婆，笑着说：“妈，药买回来了，您别担心。”
还有一年冬天，婆婆半夜发起高烧，烧得迷迷糊糊，嘴里一个劲地喊：“建军，建军，妈想你……”我和建国慌了神，大半夜的找不到车，建国就把婆婆裹在厚棉被里，背着她往镇上卫生院赶。
那夜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我跟在后面打着手电筒，光线下看见建国的头发上结了一层白霜。
走到半路，婆婆醒了，攥着建国的衣角，哭着说：“建国啊，让你受累了，建军要是在，哪用得着你……”建国喘着粗气，回头喊我：“翠兰，快拿毛巾给妈擦擦汗！”又对婆婆说：“妈，我是家里老大，您别多想！”
折腾到大天亮，婆婆的烧才退下去。住院那几天，建国守在病床前，喂饭喂水，端屎端尿，同病房的人都以为他是婆婆的亲儿子，直夸婆婆有福气。
这些年，村里的王婶李叔见了就夸：“翠兰啊，你婆婆真是好福气，摊上你和建国这么孝顺的！”
我每次都笑着摆手：“哪儿啊，是婆婆疼我们。”背地里王婶还拉着我说：“你那小叔子常年不回来，换别家早吵翻了，你这性子，真是好。”
我听了，也只是笑笑，心里那点委屈，早被婆婆的一碗热粥、建国的一句宽心话给熨帖平了。
寿宴筹备的日子里，家里热闹极了。儿子儿媳提前回来帮忙，儿子负责去镇上买菜、买酒水，儿媳负责布置场地，拉彩带、贴福字。
村里的王婶、李叔也来帮忙，王婶帮着洗菜、择菜，还念叨着“寿宴的菜得入味”，李叔帮着搭棚子、摆桌椅，嫌别人搭的棚子不够稳，非得自己上手。大家说说笑笑，院子里一派喜气洋洋。
寿宴那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家里热闹非凡，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来了，院子里摆了二十几桌酒席，鸡鸭鱼肉、瓜果点心，满满当当。
婆婆穿着儿媳织的枣红色毛衣，坐在主位上，戴着寿星帽，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客人们纷纷过来给婆婆祝寿，说着吉祥话，婆婆一一回应，眼睛里满是笑意。建国里里外外忙活，一会儿招呼客人，一会儿去厨房叮嘱厨师火候，额头的汗珠子不停地往下掉，却笑得合不拢嘴。
眼看就要开席了，弟弟和弟媳还没到。建国让亲戚们先动筷，我们家这桌，特意留着主位旁边的两个位置，等他们。
太阳渐渐偏西，酒席都快散了，客人们都吃得差不多了，才看见一辆车缓缓停在门口。弟弟和弟媳匆匆忙忙从车上下来，弟弟头发白了不少，眼角的皱纹深了，看起来苍老了许多，弟媳也比上次见面时憔悴了些。
他一进门，目光就落在婆婆身上，扔下手里的行李，直奔婆婆面前，“噗通”一声跪下，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妈，儿子不孝，来晚了！”
婆婆红着眼眶，伸手摸着弟弟的头，手指颤抖着，哽咽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妈不怪你，妈知道你忙……”
饭桌上，弟弟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平日里滴酒不沾的人，喝得满脸通红，眼神却越来越亮。弟媳在一旁劝他少喝点，他却摆摆手，不听劝。
他看着我，眼眶通红，突然大声说：“嫂子，这些年，辛苦你了！我远在海外，把妈丢给你，我对不起你！这些年，你受的委屈，我都知道！”
我鼻子一酸，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弟媳在一旁补充道，声音哽咽：“嫂子，建军这些年，心里苦啊。
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压力大得睡不着觉，可他从来不说。有一次他梦到家里和妈，醒了之后哭了一整夜。
我愣住了，瞬间红了眼眶，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那些年的委屈、埋怨，在这一刻，全都烟消云散了。
弟弟擦干眼泪，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心里全是汗：“嫂子，以后，妈我们一起照顾。您为这个家付出的，我都记在心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婆婆看着我们，笑得满脸是泪，嘴里不停地说着：“好，好，一家人，在一起，真好……”
夕阳的余晖洒在院子里，洒在脐橙树上，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暖洋洋的。我看着眼前的一家人，看着婆婆幸福的笑容，看着弟弟愧疚的眼神，突然觉得，这些年的辛苦，都值了。
亲情，从来都不是计较付出多少，而是不管走多远，心里都装着彼此；不管隔多久，那份血浓于水的牵挂，永远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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