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间九点的钟声刚过，和平大街上的“金梦舞厅”终于摘下了“门票三十元”的牌子，玻璃门上贴的红色告示被晚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昏沉的光影。
街灯已经亮起，行人裹紧外套匆匆而过，偶尔有人朝舞厅门口瞥一眼，却少有人迈进去——这个时间点，愿意来舞厅消磨的人本就不多，更何况是免票后，留下的多是些舍不得走的老主顾，或是像刘大妈这样，还在等最后几单生意的陪舞女。
舞厅里的灯光比街灯还要暗，紫红色的射灯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圈，像褪了色的旧绸缎。
音箱里还循环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舞曲，节奏舒缓却带着一丝落寞，随着人流渐少，歌声在空旷的大厅里愈发清晰，也愈发显得冷清。
舞池边缘的卡座大多空了，散落的纸巾和喝剩半瓶的矿泉水瓶无人收拾，只有角落里的几桌还坐着人，烟雾缭绕中，隐约能看见晃动的身影。
刘大妈坐在靠近吧台的一张椅子上，身上穿着一件枣红色的针织开衫，袖口被仔细地卷到小臂，露出手腕上一串廉价的塑料珠子手链。
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一根黑色的发簪固定着，额前的碎发被打理得服帖，脸上抹了层淡淡的粉底，遮住了眼角的皱纹，只是在昏暗的灯光下，仍能看出岁月留下的痕迹——她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要不要跳一曲？十块钱一支，我跳得可不比年轻姑娘差。”看见有人站在舞池边张望，刘大妈立刻站起身，脸上堆起热情的笑容，声音带着几分沙哑，却透着股不容拒绝的真诚。
她的脚步不算轻快，但身姿还算挺拔，走到人前时，会下意识地挺了挺胸，尽量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些。
被问的年轻人愣了一下，摆摆手转身离开了。
刘大妈脸上的笑容没淡下去，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又坐回了原位。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顺手理了理鬓角的头发，又将开衫的领口扯了扯，确保衣服平整。
“不碍事，还有时间。”她喃喃自语，目光投向舞池中央，那里还有几对男女在跳舞，步伐缓慢，配合着音乐的节奏。
刘大妈家住在苏家屯，离这家舞厅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每天早晨五点半，她准时起床，先给儿子做早饭——儿子在一家工厂上班，早晨七点就要出门，她总是变着花样做些热乎的，面条、粥、包子轮换着来，确保儿子吃得饱饱的去上班。老公退休在家，不用她操心早饭，老爷子要么在小区里打太极，要么在家看报纸，两人的退休工资加起来有七千块，在沈阳这座城市，足够老两口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更何况儿子已经成家，孙子都五岁了，按理说，她完全不用这么辛苦。
但刘大妈不这么想。“钱哪有嫌多的？”她总是这样说，“孙子要上幼儿园，以后还要上学、报兴趣班，哪样不要钱？我多挣点，儿子压力也小些。”其实儿子并不指望她的钱，多次劝她在家享福，说家里不缺那点钱，但刘大妈不听。她从下午两点就会出门，坐地铁转公交，准时在三点前赶到舞厅，一直待到晚上十点多，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
“每天最少能挣二百块，好的时候能挣三百多。”说起收入，刘大妈的眼睛亮了亮。她伸出手指算了算，“一支舞五块，有时候遇到大方的客人，跳完会多给点，或者点好几支。”她知道自己年纪大了，比不上那些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年轻陪舞女，她们有青春的资本，身材好、模样俏，更容易吸引客人。所以她有自己的秘诀——比年轻女人更热情。
“男人嘛，来舞厅不就是图个热闹、图个开心？”刘大妈一边说，一边比划着，“你得主动跟他们说话，问他们累不累、喝不喝水，跳舞的时候步子要跟得上，脸上要一直笑，让他们觉得舒坦。”她跳的舞大多是慢三、慢四，偶尔也会跟着节奏跳几支莎莎舞。说起莎莎舞，刘大妈还有些得意：“客人喜欢就行。有时候客人点莎莎舞，我就放开了跳，热情点、主动点，他们就愿意多跟我跳几支。”
舞厅里确实还有比她年纪更大的，有几位已经七十岁了，头发都花白了，却还是每天准时来。她们大多和刘大妈一样，家里不缺钱，儿女也孝顺，但就是闲不住，想来挣点零花钱。“都是为了挣钱，谁也不容易。”刘大妈说，“七十岁的张姐，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外地，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来舞厅既能挣钱，又能有人说话，挺好的。”
灯光太暗，初来舞厅的人确实分不清她们的年龄。有一次，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客人跟刘大妈跳了三支舞，聊得挺投机，后来无意中问起她的年纪，刘大妈如实说了，客人吓了一跳，说：“看不出来啊，您看着也就五十出头，精神头这么足。”刘大妈听了，心里乐开了花，那一天，那位客人一口气跟她跳了八支舞，给了五十块钱。
“所以说，热情就是本钱。”刘大妈总结道。她跳舞的时候，总是全身心投入，会跟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哼唱，会主动跟客人搭话，聊家常、聊舞厅里的趣事，偶尔也会听客人倾诉烦心事。有个常客王大哥，老伴去世了，儿女不在身边，经常来舞厅找刘大妈跳舞，每次都跟她抱怨孤独。刘大妈就耐心听着，劝他多出去走走，别总一个人憋着。“有时候我也不光是为了挣钱，能帮别人解解闷，也挺好的。”
晚上十点，舞厅里的人更少了，音乐也变得断断续续。刘大妈看了看手表，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一瓶白开水、一个馒头，还有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她站起身，朝吧台的服务员挥了挥手，算是告别，然后慢慢朝门口走去。路过舞池的时候，她又回头看了一眼，昏暗的灯光下，还有几对身影在坚持，音箱里的莎莎舞曲还在继续，只是听起来比之前更落寞了。
走出舞厅，夜晚的寒气扑面而来，刘大妈裹紧了身上的开衫。街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快步走向地铁站，脚步有些匆忙，生怕错过了最后一班地铁。如果赶不上，她就得打车回家，那就要花几十块钱，相当于好几支舞的收入，她舍不得。
地铁站里人不多，刘大妈找了个座位坐下，从帆布包里掏出那个馒头，慢慢啃了起来。这是她的晚饭，下午来的时候带的，一直没顾上吃。啃完馒头，她喝了几口白开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递给旁边一个刚才在舞厅里跟她聊过几句的年轻人：“这是我的电话，以后想来跳舞了，或者想找个地方坐坐、聊聊天，都可以给我打电话，跳舞去旅馆都行。”
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是刘大妈自己写的，电话号码后面还画了个小小的笑脸。年轻人接过纸条，点了点头，刘大妈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热情的笑容，仿佛刚才跳舞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地铁来了，刘大妈随着人流上了车。车厢里很安静，大多是下班回家的人，脸上带着倦意。她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腕上的塑料手链。脑海里还在回想今天的收入：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一共跳了四十三支舞，加上几位客人多给的小费，一共挣了二百四十块钱，比预期的还要多一点。她心里美滋滋的，盘算着这笔钱可以给孙子买几罐奶粉，或者给老公添一件新外套。
地铁到站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刘大妈快步走出地铁站，夜色更浓了，小区里的路灯大多已经熄灭，只有几盏应急灯还亮着。她轻手轻脚地打开家门，老公已经睡了，客厅里留着一盏小夜灯。她换了鞋，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然后坐在餐桌旁，把今天挣的钱掏出来，一张一张地数着。红色的钞票被她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一个铁盒子里——这个铁盒子是她的“小金库”，里面装着她每天挣的钱，攒到一定数额，就会交给儿子，或者给孙子买东西。
数完钱，刘大妈打了个哈欠，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她洗漱完毕，躺到床上，老公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回来了？今天怎么样？”“挺好的，挣了二百四。”她轻声回答，然后闭上眼睛，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梦里，她还在舞厅里跳舞，灯光不再那么昏暗，音乐也变得欢快起来，身边有很多客人等着跟她跳莎莎舞，她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热情而灿烂。
第二天早晨五点半，闹钟准时响起，刘大妈睁开眼睛，揉了揉有些酸涩的眼睛，迅速起床。窗外天还没亮，厨房里已经传来了她忙碌的声音。她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给儿子做早饭，然后收拾东西，准备下午去舞厅。对于她来说，这样的日子或许平淡、或许辛苦，但每一分钱都挣得踏实，每一次跳舞都带着希望。
金梦舞厅的灯光每天都会亮到晚上十一点，紫红色的射灯依旧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圈，莎莎舞曲也会准时响起。刘大妈会一直坚守在那里，带着她的热情，陪着那些需要陪伴的客人，跳完一支又一支舞，然后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她就像舞厅里的一颗晚星，虽然不耀眼，却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和热，用汗水和坚持，书写着平凡生活里的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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