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场“‘千年土司’的相遇与对话——‘中国土司遗址’历史文化展”在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展出。展览聚焦西南地区土司历史文化及遗址考古成果，以69件（套）文物及相关文献，通过“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族群特色——官方规制的文化特征”、“西南腹地——土司遗址的突出价值”三个部分，系统呈现土司制度的兴废脉络与文化内涵。
本次展览不仅是对土司历史的一次系统梳理，也是对古代中国“因俗而治、和而不同”治理智慧的深刻阐释，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展览由贵州省民族博物馆（贵州民族文化宫）携手遵义市博物馆、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咸丰县民族博物馆）、恩施州博物馆共同呈现。
从郡国并治到改土归流：大一统理念下的边疆治理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重视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史记·周本纪》《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文献记载，我国西南地区历史上分布着众多“方国”族群。面对族群数量庞大、地域广阔的西南边疆地区，历代中央王朝如何进行有效治理？
展览第一部分通过古籍文献、图文图表等展陈形式，系统梳理了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轨迹。透过展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南地区完整经历了我国古代边疆治理演进的全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治理的逐步深化，也反映了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大势。
秦汉时期，主要采取郡国并治的方式，既将西南地区纳入大一统的政治框架，又维系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与文化延续。展览特别摘录《史记·平淮书》中“以其故俗治”与“毋赋税”的记载，揭示了两汉时期在设置郡县、派遣官吏等承袭秦制的基础上，针对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因地制宜所采取的治理策略。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更为深入。唐代创设羁縻州（蕃州）府，维系中央集权统治，加强中央与民族地区的联系。展览摘录《新唐书·地理志》关于蕃州的记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可见，唐朝蕃州结构包含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因俗而治”的边疆政策逐步完备。
自元朝起，中央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逐步将任用世袭土官与设置统治机构相结合，建立土司制度。元明时期广置土司，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绥抚管理。土司一方面履行地方治理职责，另一方面世袭其土、世有其民。
▲元末“屯田万户府印”铜印。
随着世易时移，很多地区的土司制度逐渐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加强对土司管辖地区的治理，在西南地区逐渐实施改土归流。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平定思州、思南两宣慰使争乱之后，废二宣慰使，改设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黎平、乌罗、新化八府，并在此基础上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后，废除播州宣慰司，终结了杨氏土司对播州700多年的统治。
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清朝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政策，由朝廷委派流官管理原土司管理的地方，土司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西南之地：土司治理下的族群共生与文化融通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展览第二部分重点展示了贵州、湖北、湖南三地土司文化特色，以及各地土司在维护国家大一统方面所作的贡献。
历史上，贵州、湖北、湖南三地土司数量众多，治理时间长、范围广，辖区族群多。据统计，明代，贵州有大小土司214家，湖北鄂西地区有土司39家，湖南湘西地区有土司59家。这些土司既有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如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湖北鄂西容美田氏土司等；亦有因“平叛”“平乱”有功或移民进入西南地区的具有汉族渊源的土司，如贵州思州田氏土司、贵州养鹅司王氏土司、湖南永顺彭氏土司等。展品元末“屯田万户府印”铜印、明代“忠孝安抚司印”铜印，都出土于湖北恩施州境内，是古代土司制度存续的文物见证。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讲述了贵州水西土司奢香夫人的故事。水西土司霭翠病逝后，其妻奢香继任执政，被称为“奢香夫人”。朱元璋曾赞言，“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奢香夫人在任期间，不仅带领各族百姓开辟了沟通川、滇、黔的“龙场九驿”，极大促进了西南地区的交通与经济发展，更积极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播，在增进国家认同、深化民族交融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奢香夫人画像。来源：奢香博物馆
展览中，一方出自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墓葬的“福禄”纹石刻拓片，以蝙蝠、鹿组合的经典中原吉祥图案，生动印证了儒家文化对边疆土司的深远影响。这类纹饰并非简单的艺术移植，而是明代在边疆地区推行“文教化人”政策取得实效的微观见证，反映出土司阶层对中原文化的主动接纳与认同。
▲明唐崖土司墓葬“福禄”纹石刻拓片。
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不同族群的土司家族逐渐形成了一种动态而开放的文化理念。具有汉族背景的土司家族，往往吸纳辖区内少数民族的习俗与文化；而少数民族出身的土司，则深受儒家礼制与伦理的浸润。此外，土司之间还通过联姻通婚，如播州杨氏与思州田氏、水东宋氏之间的婚姻，进一步密切族群关系与文化联结。
在土司的带领与推动下，西南地区各族群在经济、文化等层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绘制出一幅多族群共生、文化融通的生动历史画卷。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边疆与中原的一体性，也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土司遗址：从世界遗产到活态传承
2015年7月，由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组成的中国“土司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土司遗址”系列遗产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荆南雄镇牌坊。国家文物局供图
展览第三部分系统梳理了三处遗址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历程，并着重展现其保护、研究与活态传承的当代实践。
从地理位置看，三处遗址均位于武陵山与大娄山交汇地带，历史上长期处于多民族交汇、中央政权与地方治理互动的关键区域，展现出独特而丰富的土司文化。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宫墙。国家文物局供图
展品明代陶奔马瓦饰，原为唐崖土司衙署建筑所用脊饰，其造型呈马扬腿飞奔姿态，与传统官式建筑中的飞马形态既呼应又有所区别，体现出地方艺术创作的个性与活力。
明代铜箭镞则出土于咸丰县黄金洞乡大悔寨，该地是明时金峒覃姓土司辖域。这两枚箭镞是明廷出兵平定金峒土司内乱的实物见证，反映了中央政权对土司地区的实际管辖与治理能力。
明万历青花公道杯出土于海龙屯万安关南墙下，其巧妙利用“水满则溢”的物理特性，生动诠释了“满招损，谦受益”的智慧。海龙屯遗址出土文物中，既有景德镇御窑的精细瓷器，也有本地粗陶制品；五爪龙纹官样瓷器彰显中原礼制威仪，弩机等兵器制式亦与中原军队一致。这些文物共同说明，播州地区在文化、工艺与制度层面与中央王朝保持着深刻联系。
▲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出土的明代公道杯。
透过展陈可以看到，如今，三处遗址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各具特色。唐崖遗址社区参与成为亮点，唐崖镇居民组成义务文保员队伍，承担遗址的日常巡查和简单维护工作。遗址周边，非遗传承、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老司城遗址的土家族文化传承有声有色，土家织锦、摆手舞等非遗项目在遗址公园内常态化展演。海龙屯遗址注重考古成果转化，发掘揭露的“新王宫”遗址经过科学保护和展示设计，让公众得以沉浸式感受古代山地防御体系的智慧。
▲海龙屯遗址成为“遵义市中小学研学旅行教育基地”。贞丰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土司遗址的核心价值在于见证并承载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申遗成功10年，虽只是这三处遗址数百年历史中的一瞬，却标志着它们实现了从尘封到复苏、从地域到世界的跨越。如今，土司遗址不再仅是历史的证物，更成为参与塑造国家认同、推动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力量。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贵州省民族博物馆提供）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 吴艳
制作 |魏妙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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