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晚上九点四十七分。我终于挤下绿皮火车，拖着拉杆箱踏进零下二十三度的东北寒风里。站前广场空荡荡的，只有几个缩着脖子等最后一班公交的人。我呵出的白气瞬间凝成冰雾。
推开家门时，一股暖烘烘的炖菜味扑面而来。只有妹妹小雅窝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我回来，无声地比了个“嘘”的手势，指了指里屋。
“姥姥来了？”我压低声音。
小雅点点头，用气声说：“下午到的，睡下了。”
我松了口气。姥姥来了，意味着这个年又不会太平了。但我确实不知道她今年会来——父母在电话里只字未提。
我轻手轻脚地脱掉冻得硬邦邦的外套，上面还结着霜花。在暖气片旁烤了烤手，才感觉血液重新流动起来。小雅给我倒了杯热水，我们俩就缩在沙发上，小声聊起各自近况。
十点二十，父亲回来了。他一身寒气，工装上还有没拍干净的雪沫。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在郊区工厂守了最后一班岗，明天才正式放假。
“吃了没？”他问小雅，眼睛却瞟向里屋门。
“吃了，姥姥下午吃的，我给她热了牛奶。她说困，先睡了。”
父亲“嗯”了一声，脱掉外套就进了厨房。很快，里面传来洗菜切菜的声音。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表达关心的方式永远是把冰箱塞满，把饭菜做好。
十点四十，母亲也回来了。她在超市做理货员，年前这几天每天都要忙到深夜。她同样先问姥姥，得到和小雅一样的回答后，才疲惫地瘫坐在椅子上，揉着肿胀的小腿。
父亲端出两盘热菜：酸菜炖粉条，尖椒炒干豆腐。还有一锅冒着热气的大米饭。这就是我们家的“年夜饭预演”——真正的团圆饭要等明天，等所有仪式和规矩就位后。
我们仨默默地吃着。屋里很安静，只有咀嚼声和暖气片的水流声。这种安静让人不安——在姥姥在的场合，安静往往是风暴的前兆。
吃到一半，母亲突然放下筷子：“我给妈拿床厚被子，今天降温。”
她起身走向里屋。推门，开灯，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音。
接着，风暴来了。
“——他甩脸子给谁看？啊？！一进门就当没我这个人！我老不死碍他眼了是吧？！”
姥姥尖厉的声音穿透门板，像碎玻璃一样砸在餐桌上。
我们仨同时僵住。
母亲匆忙退出来，脸上是窘迫和责备：“杨锐！你回来没跟姥姥打招呼？”
我脑子“嗡”的一声。“我回来时她都睡了！小雅可以作证！而且我一身寒气，万一进去让她感冒了怎么办？”
“那你也该在门口说一声啊！”母亲压低声音，但语气里的焦灼掩饰不住，“那是你姥姥！”
“你们谁告诉我她来了？！”我终于忍不住，“我下火车前打电话，你们提了吗？我怎么知道屋里有人？”
父亲放下碗，叹了口气。这声叹息里包含了太多东西：疲惫、无奈、以及对我们又要卷入这场熟悉战争的预知。
母亲愣了下，显然意识到自己理亏。她转身又进了里屋。我们听见她低声解释，声音讨好而小心。
但姥姥的声音更高了：“睡什么睡？我饿着肚子怎么睡？小雅那丫头就说我吃了，我吃没吃我自己不知道？！你们一家子合起伙来糊弄我！不就是嫌我老了不中用了，来你们家吃口饭……”
小雅的脸白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低下头，用力扒拉着碗里早已凉透的饭粒。
母亲再出来时，脸上挂着一层虚浮的、试图维持体面的笑：“妈说她晚上没吃饱……小雅，你不是说……”
“我说姥姥下午吃了饭，喝了牛奶，说困了要睡。”小雅声音很小，但很清晰，“她亲口说的。”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里屋的门突然开了。
姥姥拄着拐杖站在门口。她穿着厚厚的棉睡衣，头发花白而稀疏，用一根黑色发卡别在耳后。她的脸瘦削，颧骨很高，眼睛深陷，此刻正冒着一种混合了愤怒和某种奇异亢奋的光。
她目光扫过我们，最后定格在我脸上。
“长大了，翅膀硬了。”她的声音突然平静下来，却更让人心头发冷，“看不起我这个乡下老婆子了。你爸你妈白教你了，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妈……”母亲想打圆场。
“你闭嘴！”姥姥的拐杖重重杵在地上，“都是你惯的！孝顺孝顺，你们倒是孝，他们顺吗？！”
父亲站起身：“妈，杨锐不是故意的，他……”
“你也不是好东西！”姥姥的炮口转向父亲，但语气明显弱了些——对这个女婿，她始终存着几分顾忌，“装什么老好人？心里指不定怎么嫌我呢！”
这顿晚饭彻底毁了。
我们草草吃完，父亲收拾碗筷，母亲扶着姥姥回屋，小声说着什么。小雅躲回了自己房间。我坐在沙发上，听着里屋隐约传来的、姥姥不依不饶的抱怨和母亲卑微的安抚，觉得浑身冰凉。
这不是第一次了。
记忆中，每次姥姥来，这个家就会变成雷区。她总能找到引爆点：菜咸了淡了，暖气太燥了，电视声太大了，我们说话声音太小了……而我和小雅，永远是她的首要目标。
因为我们“不懂事”。因为我们“不孝顺”。因为我们是女孩。
是的，重男轻女。这个古老的诅咒，像基因一样刻在她的骨子里。她有三个子女，母亲是老二，也是唯一的女儿。大舅在南方，几年不回一次家；小舅在本地，但脾气火爆，姥姥去他家连大气都不敢喘。只有我家，只有我父母——尤其是被街坊四邻夸赞为“百里挑一好女婿”的父亲——会无条件地忍让、迁就、供奉着她。
于是，她把在别处被压抑的委屈、小心翼翼、甚至可能是恐惧，全部转化为在我家肆无忌惮的权力。她把对我父母“孝顺”的依赖，扭曲成了对我们小辈的绝对权威。每一次挑剔、每一次责骂，仿佛都在确认：在这里，我还是有分量的。
而父母的选择永远是息事宁人。“她老了。”“她不容易。”“她是长辈。”这三句话，像紧箍咒一样套在我和小雅头上。
可我记得很多事。记得我五岁时，因为玩了她带来的一个旧拨浪鼓，被她用笤帚疙瘩抽手心，骂我“手贱”。记得小雅十岁生日，她唯一给的礼物是一双男式旧棉袜——那是原本准备给表哥的。记得她无数次当着我们的面，感叹“要是两个孙子就好了”。
她不爱我们。或许她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爱女孩。她的世界是贫瘠的、坚硬的、用生存逻辑砌成的墙。在那堵墙里，男孩是资产，女孩是负债；忍耐是美德，表达需求是羞耻；而来自晚辈的“尊重”（实则是恐惧），是她匮乏一生中唯一能抓紧的、虚幻的权力凭证。
深夜，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姥姥时而咳嗽、时而嘟囔的声音，无法入睡。贫穷最可怕的或许不是缺钱，而是它会在人性里喂养出一些狰狞的东西：固执、多疑、易怒、对点滴权力无限放大般的贪婪。因为拥有的太少，所以一丝一毫的“失控”都像天塌地陷；因为被亏欠的太多，所以要从最安全的人身上，变本加厉地讨还。
腊月三十，清晨。我起床时，母亲已经在厨房忙碌。父亲在贴春联。家里弥漫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平静。
姥姥坐在客厅最好的位置，看着电视。见我出来，她瞥了一眼，没说话。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干巴巴地说：“姥姥，早上好。”
她从鼻子里“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一整天，家里都维持着这种脆弱的和平。所有人都小心翼翼，说话轻声细语，动作放轻放缓，仿佛在玻璃栈桥上行走。
直到傍晚，年夜饭上桌。
鸡鸭鱼肉，摆了满满一桌。父亲开了瓶便宜的白酒，给姥姥倒了一小盅。我们举杯，说些吉祥话。
姥姥喝了一盅酒，脸颊泛红。她看着满桌的菜，突然开口：“小雅，给我盛碗饭。”
小雅起身去盛饭。
“杨锐，把那盘鱼往我这边挪挪。”她又说。
我照做了。
一顿饭，她指挥了四五次。每次我们都立刻响应。父母的脸上露出些许放松的神情——只要她提要求，就说明情绪尚可。
饭吃到最后，姥姥放下筷子，目光缓缓扫过我们每一个人。
“我老了，”她忽然说，声音有些哑，“活不了几年了。”
“妈，您说什么呢。”母亲连忙说。
“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清楚。”姥姥不理她，自顾自地说，“嫌我麻烦，嫌我事多。等我死了，你们就清净了。”
父亲的眉头皱了起来。母亲的笑容僵在脸上。
“但是，”姥姥的语调抬高，“只要我活一天，在这个家，就得有规矩！长辈就是长辈！”
又是一片死寂。年夜饭喜庆的气氛荡然无存。
我看着姥姥。她坐在主位，背挺得笔直，脸上有种近乎悲壮的固执。她像个守着最后一座荒芜城池的孤王，用刁难和怒火，来掩饰内心巨大的、对被抛弃的恐惧。她不是不知道这样会让所有人难受，或许，正是因为知道，她才更要这么做。她要反复验证，这座城还有人守，她还没被彻底遗忘。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不是愤怒，而是无力。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我们都被困在同一个名为“匮乏”的牢笼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饭后，我主动收拾碗筷。走进厨房时，发现我的外套挂在椅背上——那是昨晚脱下的羽绒服。
我的手无意间伸进口袋，摸到一个冰凉坚硬的东西。
掏出来，是一个冻得硬邦邦的梨。表皮已经有些发黑，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那种秋梨。
我愣住了。
口袋里只有这个梨，用一张皱巴巴的卫生纸包着。
家里没人会在我口袋放梨。唯一的可能是……
我转过头，看向客厅。姥姥正侧对着厨房，专注地看着电视里吵闹的节目，仿佛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她是什么时候放的？为什么放？
我握着那个冰凉的梨，站在温暖的厨房里，忽然觉得鼻腔酸涩。
那或许不是爱。至少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温暖、无私的爱。
那可能只是一种更笨拙、更扭曲、连她自己都未必清楚的东西。是一个在贫瘠与偏执中活了一辈子的老人，所能给出的、最接近“善意”的举动。是她坚硬外壳下，一丝连自己都无法解释的裂缝。
我没有问，也没有说。只是把那个冻梨放回口袋，打开了水龙头。
冰冷刺骨的水流冲刷着碗碟。窗外，零星的鞭炮声开始响起，远远近近，宣告着新年的来临。
我知道，明天，争吵可能还会继续。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个冻梨就融化。
但在这个寒冷的除夕夜，我握着一口袋的冰凉，第一次觉得，我和那个固执的老人之间，那堵厚厚的、由贫穷、偏见和隔阂筑成的墙，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
光还透不过来。
但风，好像能挤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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