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千年来，人类对战争的叙事始终围绕神、帝王、将军等权威角色展开，完全忽视普通士兵的体验与感受，这种书写本质上是为战争赋予合法性与神圣性。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战争场景，聚焦于英雄的英勇事迹与战略决策，将普通士兵描绘成无差别的背景符号，或是为荣耀牺牲的工具。军事史研究表明，传统战争叙事的核心功能是巩固统治权威，通过塑造英雄形象、强调战争的神圣使命，动员民众支持战争。17世纪布莱登菲尔德战役的画作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被塑造成战神般的核心，而士兵只是模糊的背景小点，画家根本不在意他们的生死感受。这种叙事模式将战争简化为权力博弈的棋局，个体的痛苦与挣扎被宏大的胜利叙事掩盖，让民众只能通过权威视角理解战争，无法触及战争的真实体验。
让-雅克·瓦尔特：《布莱登菲尔德战役中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2、传统战争题材的艺术作品，始终采用居高临下的“上帝视角”，聚焦于战役的战术调度、阵型布局与整体胜利，将个体士兵的存在消解于宏大的叙事框架中，本质上是政治与宗教宣传的工具。17世纪画家斯奈尔斯的《白山战役》，细致描绘了天主教军队的作战阵型与移动路线，画面上方的天使与拉丁铭文，强调这场战争是上帝支持的正义胜利。艺术史研究显示，这类作品属于“纪念性战争艺术”，其核心目的并非记录战争真相，而是通过神圣化战争、美化权威，强化民众对统治秩序的认同。画中即便出现个别士兵的身影，也只是为了衬托整体胜利的意义：新教士兵的死亡是异端的报应，天主教士兵的牺牲是神圣的奉献。这种艺术表达完全遮蔽了战争的血腥本质，让个体的苦难成为宏大叙事的注脚。
彼得·斯奈尔斯：《白山战役》
3、近两个世纪以来，战争叙事发生了颠覆性转变，国王与将军被逐步边缘化，普通士兵的体验成为战争叙事的核心，这种转向源于对战争真实苦难的正视。一战后的反战文学如《西线无战事》，以新兵的视角展现战争的残酷：从对“光荣战争”的幻想，到被泥泞、鲜血、死亡击碎信念的幻灭过程，让读者首次直面战争的个体创伤。文学研究表明，这种叙事转向与一战后士兵群体的话语权提升密切相关，数百万士兵的真实经历打破了权威对战争叙事的垄断。好莱坞战争片《现代启示录》《黑鹰坠落》等，更是反复强调“战争与想象中不同”，通过士兵的视角揭露战争的荒诞与恐怖。“你当时不在那里”的笑话，精准体现了现代社会对士兵体验的绝对尊重，将个体感受视为解读战争的终极权威。
4、现代战争艺术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宏大视角，转而聚焦于普通士兵的情感体验与心理创伤，用艺术语言揭示战争的残酷真相。20世纪德国画家奥托·迪克斯的《战争》，曾亲历一战的他，以扭曲的画面、狰狞的形象，展现士兵在战争中的痛苦与绝望，画面中没有英雄与胜利，只有腐烂的尸体与受创的灵魂。美国画家托马斯·李的《2000码的凝视》，捕捉了贝里琉岛战役中美国士兵空洞的眼神，那是经历极致恐惧后的“创伤性凝视”，超越了国籍与阵营，成为所有战争受害者的共同写照。艺术史研究指出，这类作品的出现，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理念在艺术领域的体现，艺术家通过刻画个体感受，让观众直接感知战争的恐怖，而非通过权威的叙事间接理解。这种艺术表达不再为战争辩护，而是成为控诉战争创伤的有力武器。
奥托·迪克斯：《战争》（1929——1932年）
托马斯·李：《2000码的凝视》（1944年）
5、传统社会中，战争的正义性由神、经文或权威定义，个体感受无关紧要；而现代社会则彻底颠覆了这一逻辑，将士兵的个体体验作为判断战争意义的核心标准。白山战役中的天主教士兵，曾通过教皇与皇帝的权威安慰自己“苦痛是有意义的”，而奥托·迪克斯则基于自身的战争体验得出相反结论：“我感到苦痛，这是坏事，所以整场战争就是坏事”。伦理研究表明，这种转变正是人文主义“知识=体验×敏感性”公式的具体应用，个体通过自身的痛苦体验，结合对他人苦难的共情，形成了对战争的道德判断。现代社会中，战争的合法性不再单纯依赖政治或宗教权威，而必须回应个体的苦难感受：一场战争如果造成大量无辜者的痛苦，即便有官方的正义说辞，也会被视为非正义的。这种意义判断的重构，让战争从“神圣使命”回归到“人类苦难”的本质认知。
6、战争叙事从权威视角到个体体验的转变，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理念在战争认知领域的全面渗透。人文主义将个体感受视为意义与权威的核心，打破了传统权威对战争叙事的垄断，让普通士兵的体验成为解读战争真相的关键。社会史研究显示，这种转向与20世纪人权观念的普及密切相关，随着人文主义对个体价值的强调，战争不再被视为荣耀的象征，而是被看作对个体生命的践踏。从传统战争艺术中“天使见证的胜利”，到现代战争艺术中“士兵空洞的凝视”，从传统叙事中“英雄的荣耀”，到现代叙事中“小兵的幻灭”，这种转变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战争叙事的转向，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战争的认知，更体现了人文主义对“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追求，让战争的真相回归到对个体苦难的正视与反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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