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长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遵循西方主导的“碳约束”叙事，往往将减排视为发展的负担，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局。而中国以蓬勃的新能源产业实践证明，碳不再仅仅是成本，更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面对当今世界局势的深刻变革与地缘政治的风云变幻，旧有的治理体系正面临失效风险。这正是中国能源转型发展创新范式的机遇所在。要将“中国方案”转化为全球南方国家可借鉴的发展路径，掌握全球话语权，亟需构建一套自主的“碳经济”理论支撑体系。2026年1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十字路口的全球气候治理”学术研讨会暨“碳经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成立大会，从学理层面回应了这一时代挑战，提出应对策略。现将本次大会的专家核心观点摘编如下。
跳出西方范式，建立中国“碳”逻辑
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十字路口，部分大国在前进道路上的退缩令广大发展中国家感到迷茫。中国实践之所以在亚非拉国家引起广泛共鸣，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一套“降碳减污”的全新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传统的西方理论认为降碳只有成本，但中国实践证明，降碳虽然存在成本，却能带来三重显著收益：第一是全球收益，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全球变暖；第二是国家收益，通过发展新能源降低对海外化石能源的依存度，从根本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第三是本地收益，即协同减少常规污染物排放，显著改善本地环境质量。
潘家华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现有的基于“碳约束”和“零和博弈”的国际气候旧制度已走向终结，因为其无法解决碳公平与发展权的伦理悖论。人类发展需要的是能源而非碳，我们应从“碳刚性”转向“能源刚性”需求分析。工业革命建立了依赖化石能源的产业链体系，而中国“新三样”（光伏、电池、电动车）构建了完全不依赖化石燃料的全新产业链。例如，用光伏发电生产光伏组件，其全生命周期可实现绝对零碳。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24年我国新增光伏发电量达到2508亿千瓦时，这一项增量就相当于三峡电站年发电量（约1000亿千瓦时）的2.5倍。在成本方面，电动车百公里电费约6元（12度电），而燃油车百公里油费约60元（8升油），这种全生命周期的成本优势使得零碳进程不可逆转。发展中国家无需重复西方高碳老路，完全可以通过分布式光伏与储能技术，实现跨越式的零碳工业化。
李晓军南网能源院副总经理
实现碳管控的前提是“算清账”，而电力数据因其准确性、实时性，是碳核算的最佳抓手。目前国家能源统计数据往往滞后两年，而南方电网正在探索基于直接碳排放监测（高频电力数据）、间接排放追踪（碳流算法）及碳足迹溯源技术的电碳耦合体系，构建了“算碳、管碳、降碳”的服务体系，能将测算周期从年度提升到季度甚至月度。
从碎片化知识迈向系统化体系
魏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
当前碳经济学科发展面临“五大共性难题”：一是实践超前于理论，像蚂蚁森林这样的商业模式创新往往跑在学术解释之前，导致理论滞后；二是研究多教学少，能发高水平论文的科学家多，但能系统讲授碳经济课程的师资匮乏；三是碎片多体系少，研究多聚焦于细分领域的“小切口”，缺乏构建宏大理论体系的“高楼大厦”；四是专业多学科少，各高校虽设相关专业，但缺乏贯通本硕博的独立学科建制；五是形而上多形而下少，现有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缺乏对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路径的指导。我们成立联盟，就是要集合众智，把这些散落的“板砖”盖成大楼。
张有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副所长
碳经济的核心本质是能源问题。随着能源供需一体化、再电气化的发展，传统能源经济学需向“新能源经济学”演进。未来的学科建设不应局限于经济管理，必须吸纳工科力量，重点研究在“再电气化”趋势下，能源消费、供给、供需一体化及产业布局的深刻变革，解决能源转型过渡期中，新旧能源体系如何平稳交接、机制如何融合的实际问题。
巢清尘国家气候中心主任
碳经济是典型的交叉学科，需融合大气科学、经济学、技术工程与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构建应打通全链条创新体系：高校负责解决0到1的原始理论创新，科研院所解决1到10的技术转化，而企业则负责实现10到无限大的规模化应用。只有打通这个链条，碳经济才能真正成为发展的正向动能。
吴华清安徽财经大学校长
自主体系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低碳转型发展。这一问题需要层层分解：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化石能源高效利用与新能源存储转化），到中间的产业运行，再到顶层的治理体系。在治理层面，需重点研究自上而下的政策体系如何与市场机制协同。这一庞大治理体系研究的基础是数据，我们需要建立高质量、高频度的数据库，支撑从技术到产业再到政策的实证研究，形成清晰的学科框架。
范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与长期性彻底挑战了传统经济学范式。首先，“损失函数”难以定义，代际公平与区域公平在模型中极难量化；其次，面临沉没成本难题，钢铁厂、电站等基础设施投资巨大且周期长，基于当期最优的投资决策在长期气候风险下可能沦为巨额不良资产。经济学必须回答：在长期不确定性下，什么样的投资才是真正的最优解？
宋枫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能源经济系主任
传统经济学增长模型中，“碳”往往被视为约束条件，但在新范式下，我们观察到“碳”正在成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我们需要重构增长模型，将碳要素内生化。同时，中国治理模式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独特优势，特别是在电力市场建设等领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协同？这是本土学者需要重点突破的理论前沿。
杨冕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认清中西减排路径的本质差异。西方是在人均GDP 3万美元以上、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做减排，视其为单一的“环境目标”，往往伴随着产业转移。而中国是在人均GDP不到1.5万美元、快速工业化阶段做减排，我们将减排视为产业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战略机遇”。我们的“新三样”产业蓬勃发展，为AI时代的算力竞争提供了强大的能源基础。这种将降碳、扩绿与经济增长协同推进的中国故事，是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也是我们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
陈浩中国人民大学“碳经济”项目主任
碳经济学科发展正处于“由点向体”的攻坚期。团队在长期研究中首次体系化地提炼了学科基石，概括为“四大关键原理”与“十大基本事实”。
四大原理包括：碳排放与气候变化的因果性、时空无关性（全球等效）、成本收益不对称性（排放者获益、全球受损）以及降碳与降污的协同性。
十大事实基于数据实证，揭示了中国碳经济学科的部分基础知识。具体包括：
1. 碳排放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及能源结构密切相关；
2. 全球部分经济体已出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对脱钩；
3. 中国的生产侧碳排放高于消费侧碳排放；
4. 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是中国高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原因；
5. 制造业是碳排放大户，也是经济主力军；
6. 中国高耗能行业的能效水平已接近国际前沿；
7. 碳足迹在不同地区和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
8. 发展权分配与历史碳排放格局存在结构性不均；
9. 中国具备加快碳排放与能源分离的机制与条件；
10. 碳减排对中国能源价格（如PPI）的冲击相对有限。
从能源变革的产业基石，跃升至碳经济学科的理论高地，最终指向全球治理标准的制度引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标志着中国正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跟随者”转向“定义者”，为世界提供一种兼顾发展与减排的全新现代化范式。
eo记者 李卓铭
编辑 姜黎
审核 陈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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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项目部部长：汪 琼138103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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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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