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多家媒体引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公开表态，谈及巴拿马运河港口相关争议案件时，鲁比奥明确表示，“美国对巴拿马最高法院认定向中国授予港口特许权违宪一事感到鼓舞”。
这一表态直白传递出美国在该事件中的立场，也从侧面印证了过去一年围绕巴拿马运河港口权益的博弈结果——美国在这场角力中抢占先机，而中国在当地的相关利益则遭遇明显损害。这一态势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美国持续运作、多方推动的结果，其背后牵扯着地区影响力争夺、航道控制权博弈等多重深层因素。
巴拿马运河作为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运枢纽，其港口运营权长期以来都是各国争夺的焦点，该航道的通航效率与运营格局，直接影响全球航运贸易的流转节奏，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企业与巴拿马运河港口的关联，最早可追溯至多年前的合作布局，其中香港长和集团在当地的运营历史最为悠久，也最具代表性。
自1997年起，长和集团便在巴拿马组建当地公司，成功获得运河两端两个核心港口的特许运营权，初始运营期限为25年，2021年双方再次续签协议，将运营权延长至2046年，这意味着长和集团对这两个港口的合法运营权本应得到长期保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企业在该事件中面临的困境。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此事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简短的表态背后，是中方对当前局势的清晰认知，也释放出中方不会坐视企业利益受损的坚定立场。而这一回应的背景，是过去一年多来美国对巴拿马运河港口权益的持续介入与干预，其核心目的就是推动巴拿马方面排除中国利益，进而将运河港口运营权纳入自身影响力范围。
美国对巴拿马运河港口的干预，始于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便公开点名中国运营巴拿马运河港口对美国构成“安全风险”，这一言论为美国后续介入该事件埋下伏笔。
此后，美国政府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向巴拿马方面施压，一方面利用美巴传统外交关系与经济合作纽带，劝说甚至胁迫巴拿马政府重新审视与中国企业的港口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则牵头组建国际财团，试图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从中国企业手中夺取港口运营权。
在这样的外部压力下，长和集团的运营处境逐渐变得艰难，最终不得不宣布与美国牵头的国际财团洽谈出售全球多个港口资产事宜，其中便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核心港口，此次交易的总估值高达220多亿美元。
得知长和集团计划出售港口资产后，中方迅速介入干预，试图阻止中国相关利益被变相剥离。据媒体披露，中国国有企业中远集团曾明确表达了接手巴拿马运河港口运营权的意愿，并且在洽谈过程中提出要求获得控股权，以保障中国在当地的核心利益与运营主导权。
由于美国方面的持续阻挠、巴拿马国内局势的复杂变化以及多方利益的博弈拉扯，中远集团的接手事宜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谈判陷入僵局。这一过程中，美国通过政治施压、经济诱惑等多种手段，不断干扰中方与长和集团、巴拿马方面的沟通，逐步压缩中国企业的谈判空间，为后续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裁决埋下了伏笔。
2026年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关键裁决，认定长和集团拥有的巴拿马运河港口特许运营权违宪，这一判决成为整个事件的重要转折点。
根据巴拿马最高法院的判决内容，裁决核心依据是认定中国企业在运营港口期间，存在隐藏实际收益的行为，这一行为导致巴拿马政府应得的特许费用与所得税遭受重大损失，经核算，多年来的损失金额大约在12至15亿美元之间。
这一判决结果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也直接否定了长和集团多年来运营港口的合法性，对中国相关企业的利益造成沉重打击。
面对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违宪裁决，长和集团第一时间发布声明，明确表达了对该判决的不满与异议，认为判决结果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忽视了企业多年来对巴拿马运河港口的投入与贡献。
中方也通过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重申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立场，但从巴拿马的法律层面来看，此次最高法院的裁定已经具备最终法律效力——当地法律明确规定，企业对最高法院的裁定不享有上诉权，只能通过申请解释的方式寻求救济，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通过巴拿马国内法律渠道挽回损失的可能性极为渺茫，局势对中方而言陷入被动。
尽管在巴拿马国内法律框架下维权难度极大，但中国并非完全没有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中方仍有一条可行的维权路径，那就是诉诸国际法律诉讼，通过国际法层面的渠道争取自身权益。
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可以依据国际投资相关条约、双边投资协定等国际法规则，向相关国际仲裁机构提起仲裁，主张自身的合法投资权益不受侵犯，要求巴拿马方面赔偿因违宪裁决造成的经济损失。
不过，国际法律诉讼往往面临程序复杂、耗时漫长、执行困难等问题，加之巴拿马国内局势受美国影响较深，此次国际诉讼的最终前景尚未明朗，能否成功挽回中方损失，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巴拿马最高法院此次针对中国企业的违宪裁决，并非个例。梳理巴拿马近年来的相关案例可以发现，该国并非只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此类举措，其他国家在巴拿马的类似投资项目，也有过利益受损的先例，尽管具体情况与运河港口争端存在差异，但最终结果均是外国投资者的权益遭受损害。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2023年11月的加拿大矿业公司特许经营权纠纷，当时巴拿马最高法院同样作出裁定，宣布加拿大矿业公司获得的该国20年铜矿特许经营权违宪，裁决的核心诱因包括当地民众抗议铜矿开采违反环保法规，以及项目涉嫌贪腐等问题，最终导致加拿大矿业公司的投资权益化为乌有。
巴拿马国内多次出现外国投资者权益受损的案例，尤其是此次针对中国企业的运河港口违宪裁决，为中国在巴拿马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项目敲响了警钟。深入分析背后原因可以发现，巴拿马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特征便是美国影响力的持续渗透与强化。
作为巴拿马的传统盟友，美国长期以来在巴拿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拥有重要影响力，而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美国不断加大对巴拿马的干预力度，试图推动巴拿马在对华合作问题上作出妥协，此次运河港口争端便是美国干预的直接结果。
更值得关注的是，巴拿马此前已正式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决定本身就反映出该国对华政策的转向，也从侧面印证了美国对巴拿马影响力的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原本旨在推动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巴拿马作为拉美地区的重要国家，此前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后，与中国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运河港口合作便是其中的核心项目之一。
而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加之此次运河港口运营权被裁定违宪，无疑给中拉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也让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投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此次巴拿马运河港口争端，不仅让中国企业当前的利益遭受损失，更引发了外界对中国企业在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安全的担忧——未来中国企业在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时，是否会遭遇类似的风险？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种风险确实客观存在，尤其是在一些受美国影响力较大、国内法律体系不完善、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国家，中国企业的投资权益面临的不确定性更高。此次巴拿马运河港口争端的教训极为深刻，也提醒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必须提前做好风险预判与防范措施，做到亡羊补牢、高度警惕。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未来在海外投资合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投资目的地国家政治局势、法律体系、营商环境的调研与分析，充分评估潜在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与政策变动风险，避免盲目投资。
同时，要加强与当地政府、民众、企业的沟通与交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减少不必要的误解与冲突。此外，中国政府也应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保护机制，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与签署，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最大限度降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
当前，巴拿马运河港口争端仍在持续发酵，中方虽然在短期内遭遇利益受损的困境，但并未放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努力，国际法律诉讼这一维权路径仍在考量范围之内。此次事件不仅是中美在拉美地区影响力博弈的一个缩影，也为中国海外投资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未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与范围将不断扩大，如何有效防范海外投资风险、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将成为中国政府与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当前，巴拿马运河港口争端仍在持续发酵，中方虽然在短期内遭遇利益受损的困境，但并未放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努力，国际法律诉讼这一维权路径仍在考量范围之内。此次事件不仅是中美在拉美地区影响力博弈的一个缩影，也为中国海外投资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教训。
未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与范围将不断扩大，如何有效防范海外投资风险、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将成为中国政府与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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