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香港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吴文忻躺在病床上输血,两袋血通过软管一点点输进她体内,医生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她验血数据很差,红血球和相关指标降得厉害。
身体已经撑不住,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她正在用的治疗有关,她为了对付癌细胞在吃靶向药,药物在抑制肿瘤的同时也会带来强烈副作用,她的造血功能受影响。
贫血加重,所以需要紧急输血来维持基本状态,对她来说这两袋血不是补一补那么简单,是让她能继续站起来继续走下去的最低保障。
就在输血之前不久,影像检查把更残酷的情况摆在了桌面上,她胸部原本切除过的肿瘤再次出现,而且长得很大,直径已经到十二厘米,与此同时癌细胞还扩散到了肝脏。
在肝脏里出现了一个约三厘米的病灶,这意味着病情并没有被控制在局部,而是出现了远处转移,治疗难度和风险都更高。
这一阶段的治疗目标往往不再是简单的切掉就结束,而是尽可能延长时间并控制症状,让人能活得更有质量。
把时间往前拉四年,2022年她第一次拿到乳腺癌确诊时,她当时的选择很激进,她做了切除手术,但拒绝了化疗。
并且对外隐瞒病情,她尝试用更温和的方式来处理,希望把伤害降到最低,也希望外界不要看到她脆弱的一面,这种心理并不难理解,很多人面对癌症第一反应是恐惧。
第二反应是逃避,尤其是公众人物,她长期生活在被评价的环境里,一旦公开生病,舆论会把她当成话题,她不想被讨论,也不想让身边人担心,于是选择自己扛着。
但癌症不会因为你不说就停下来,如果没有系统治疗,残留的癌细胞可能继续生长并扩散,到了2024年情况急转直下,癌细胞扩散到淋巴,并且累及到骨骼部位,她的病情被判定为晚期。
这时她已经很难再靠拖延来赌运气,她不得不开始寻找更多治疗手段,她曾带着希望去泰国尝试细胞治疗,费用高,过程辛苦。
但效果并不理想,她很快就面对一个现实,走偏门不一定能换来转机,最终她还是回到常规治疗路线,接受化疗等系统方案。
化疗的副作用对任何人都是考验,对女性尤其残酷,掉发,眉毛变稀,皮肤和精神状态变化明显,体力下降,免疫力波动,对一个曾经依靠形象和舞台生活的人来说。
这种改变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她必须重新适应镜子里的自己,同时还要承受治疗带来的不适,但她没有太多选择,因为不治疗意味着更快的进展。
目前她正在使用第三代靶向药,这类药物确实可能对部分类型的肿瘤有效,但副作用也可能很重,她出现的严重贫血和体力衰退就是典型问题之一,她走路会喘,站久会头晕。
情绪也更容易波动,有时上一秒还在强撑着说没事,下一秒就会因为一个小细节突然想哭,这不是矫情,是身体指标下降和激素变化共同造成的反应,而且长期治疗会让人精神高度紧绷,再强的人也会被一点点消耗。
她在采访里说过,现在不敢奢求完全治愈,只希望能活得舒服一点,这句话听起来平静,但背后是多次检查和多次治疗后的现实判断,当一个人从想战胜转为想共存。
并不是放弃,而是在接受医学和身体给出的边界,她把目标从绝对胜利改成尽量把痛苦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尽量多争取一点能正常生活的时间。
身体上的痛苦之外,她在精神层面也遭遇了连续打击,2024年底她得到复发和进展的消息时,父亲去世,对很多人来说父亲是重要的依靠,尤其在自己生病时,亲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稳定力量。
但她在最需要支撑的时候失去了这个锚点,她要同时处理自己的病和家里的丧事,那种压力不是一句坚强能扛住的,很多人想象不了手里一边拿着自己的诊断结果,一边接过亲人的死亡证明是什么感受,这种冲击会让人短时间内完全失去安全感。
紧接着她的婚姻也走到终点,2025年夏天她和丈夫办理离婚,外界很容易把这类事情写成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更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关系的问题早在生病前就存在,癌症只是把矛盾推到必须结算的节点。
两个人如果早已没有共同生活的能力,在面对病痛和压力时只会更难继续,他们的离婚不是戏剧化的撕扯,更像一次理性终止,但理性不等于不痛,离开意味着她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少了一个固定的伴侣身份。
她必须把自己从妻子的角色里抽离,回到单纯病人的处境,很多日常的照料和陪伴需要重新安排,这种缺口会带来明显的孤独感。
另外还有现实的经济压力,不少人以为她曾经是港姐季军,资源和积蓄应该很充足,但长期抗癌非常烧钱,检查,药物,住院,营养,护理,每一项都是持续开销,而且治疗时间越长。
支出越大,她没有通过众筹或高调卖惨来解决问题,家人也不一定能提供足够支持,于是压力会落在她自己身上,账单会不断提醒她,除了病痛,还有生活成本在追着她,这种压力会进一步影响睡眠和情绪,让人更疲惫。
在这种情况下她做了一件很多人想不到的事,她没有完全停下工作和表达,在病房里她把手机支架放在床头,在输液的间隙练声,一遍遍调整音准和气息,她在筹备新歌,也在计划排练舞蹈。
她之前发布过作品和书,这些并不只是为了宣传或制造励志人设,更像她在用自己熟悉的方式维持存在感,当身体一步步被疾病限制,人很容易被动地只剩下病人身份。
而她不愿意被这个身份完全吞没,她想保留自己作为歌者和表达者的部分,哪怕只能在病床上做,也要继续做。
这种坚持并不轻松,贫血会让气息变短,肿瘤可能造成压迫,治疗会让嗓子和身体状态不稳定,她仍要把每一次发声当作训练,这背后不是逞强,而是对尊严的维护。
她希望自己还能决定一些事情,还能主动做选择,还能通过声音和作品把自己留在现实里,而不是被病历表上的数字定义为一个等待处理的病例。
去探望她的朋友看到的可能是脸色苍白体重下降的她,但当她开始练声,整个人的状态会不一样,眼神会更有力,因为那一刻她在做自己熟悉且能掌控的事。
这对抗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疾病带来的无力感,人到了这种阶段,很多东西都无法选择,但仍然可以选择如何度过当下,选择以什么姿态面对不确定的明天。
如果只看检查数据,十二厘米的肿瘤,肝脏三厘米的转移灶,红血球骤降需要输血,这些都是非常硬的现实,它们决定了治疗的复杂和风险,也决定了她可能要长期在医院和药物之间周转。
但如果把视线从数据移开,也能看到她在努力把生活保留一点完整性,她不再把目标设定为必须彻底赢,而是把目标设定为尽量过得更好一点,尽量把痛苦降下来,尽量在有限的条件里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
她的经历提醒人们,病痛并不只发生在身体,它会连带影响家庭,关系,经济,自我认同,很多人不是被单一的疼痛击垮,而是被连续的打击一点点耗空,而她在输血和治疗的间隙仍坚持训练和创作。
说明她还在用行动证明自己还在场,哪怕前路不确定,她仍希望在每一次清醒的时刻保留选择权,这就是她此刻最清楚也最实际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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