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几件事，刻在骨头缝里，想忘都忘不掉。我今年都快七十岁了，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一闭眼，还是能想起1976年那个阴冷的冬天，看守所里冷得钻骨头的风，铁栏杆泛着的冷光，还有那张既陌生又熟悉，让我当场崩溃大哭的脸。

我打小就爱写东西，那时候没什么娱乐，家里穷，连本像样的书都凑不齐，我就捡别人扔的旧报纸、破课本，一字一句地啃，慢慢就爱上了写诗。心里的欢喜、委屈、对日子的盼头，没法跟别人说，就全写在本子上。那时候的日子，苦是真苦，可笔尖落下的字，是我唯一的甜。我写村口的老槐树，写夜里的星星，写爹娘操劳的背影，写对失散亲人的念想，没想着要出名，也没想着要招惹是非，就是单纯地把心里的话，写成一行行的句子。

可1976年那年，风气不一样，随便写点东西，都能被人揪着辫子。我那本写满小诗的本子，被村里一个爱挑事的人翻到了，转头就告到了上面。没等我反应过来，几个穿制服的人就冲进了我家，把我按在地上，连人带本子一起带走了。罪名很简单，说是乱写东西，有伤风化，寻衅滋事。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没见过世面，长这么大连派出所的门都没进过，一路被押着，腿软得走不动道，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掉下来，只觉得天塌了，这辈子都完了。

看守所的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窒息。四面都是冰冷的墙，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昼夜不熄。吃的是硬邦邦的窝头，喝的是寡淡的菜汤，同屋的人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唉声叹气。我每天都在害怕，害怕被打骂，害怕再也见不到家里人，更害怕自己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毁了一辈子。我反复跟自己说，我没做错事，我只是写了几首心里的诗，可在那样的环境里，再多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没过几天，有人来提审我。我被反剪着双手，带进一间审讯室，屋里摆着一张破旧的桌子，一盏台灯亮得刺眼，照得我睁不开眼。我低着头，浑身发抖，等着劈头盖脸的质问，等着冷冰冰的呵斥。

最先传来的，是一个女声，很清亮，带着干部特有的严肃，却又莫名的熟悉。她让我抬起头，交代自己的问题，声音不高，却很有分量。我哆哆嗦嗦地抬起头，视线穿过刺眼的灯光，落在对面坐着的女人身上。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干部制服，梳着齐整的短发，眉眼端正，神情严肃，一看就是做事利落、刚正不阿的人。可就是这张脸，我盯着看了不过三秒，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原地，浑身的血液都瞬间凝固了。

那双眼睛，眼角的那颗小小的痣，还有嘴角的轮廓，跟我小时候记忆里，姐姐的模样，一模一样。

我家穷，爹娘养不起我们姐弟俩，1956年那年闹饥荒，实在走投无路，爹娘含泪把刚满五岁的姐姐送给了外地来的一户人家，临走前，姐姐攥着我的手，哭着说弟弟等我，我一定会回来找你。那时候我才三岁，记不清太多细节，可姐姐眼角的那颗痣，我记了整整二十年。这么多年，我跟爹娘四处打听，跑遍了周边的乡镇，写了无数封寻人信，全都石沉大海，我以为姐姐早就不在了，或者早就忘了我们这个家，忘了我这个弟弟。

我怎么也想不到，失散二十年，朝思暮想的亲人，竟然会在这样屈辱、这样绝望的场合重逢。她是审讯我的干部，我是阶下囚，身份天差地别，命运跟我开了一个最残忍，也最心酸的玩笑。

我张着嘴，想喊一声姐姐，可喉咙像被堵住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砸在冰冷的地面上。我死死盯着她，眼泪模糊了视线，嘴里只能反复嘟囔着：“痣……眼角的痣……”

对面的女干部一开始还很严肃，拿着笔准备记录，看到我失控的样子，她皱起了眉，放下笔，仔细打量着我。她的目光从我的额头，滑到我的眉眼，再到我的脸颊，眼神里的严肃一点点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震惊，是难以置信，紧接着，是翻涌的情绪。她放下手中的本子，声音都开始发颤：“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小时候小名叫什么？”

我哭着说出我的小名，说出爹娘的名字，说出当年失散的年份，说出姐姐临走时攥着我的手，塞给我一块半块的窝头。每说一句，她的脸色就白一分，眼泪也终于忍不住，顺着脸颊滑落。她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她走到我面前，看着我泪流满面的样子，颤抖着伸出手，想碰我，又不敢碰，最终哽咽着喊出一句：“弟弟……我的亲弟弟啊……”

这一声弟弟，彻底击溃了我所有的防线。我再也顾不上什么审讯，顾不上什么身份，放声大哭起来，二十年的思念，二十年的委屈，入狱以来的恐惧和绝望，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她也哭，伸手抱住我，双手不停地抚摸我的后背，嘴里反复说着：“是姐姐对不起你，姐姐找了你这么多年，没想到……没想到是在这种地方见到你……”

后来我才知道，姐姐被领养后，养父母对她很好，供她读书，她长大后参加工作，成了一名干部，这些年也从未停止过寻找我们。她辗转多个地方工作，每到一处都四处打听家人的消息，却始终没有线索。那天她接手我的案子，只是例行审讯，压根没想到，眼前这个因为写诗被抓的年轻人，竟是她找了二十年的亲弟弟。

姐姐知道我的情况后，立刻开始为我奔走。她一遍遍核实我的案情，拿着我的诗稿，找上级领导说明情况，我写的全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全是心底最质朴的情感，没有任何违规违纪的内容，完全是被人恶意诬告。姐姐顶着压力，一次次提交材料，一次次说明情况，那段时间，她白天忙工作，晚上为我的事跑前跑后，眼里全是红血丝。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我的案子终于被澄清，无罪释放。走出看守所的那天，阳光刺眼，姐姐站在门口等我，穿着便装，不再是那身严肃的干部制服，她接过我手里单薄的行李，拉着我的手，手心的温度，暖得我想哭。

后来，姐姐带我回了家，见到了年迈的爹娘。一家人抱在一起哭了很久，失散二十年的骨肉，终于团圆。爹娘拉着姐姐的手，一遍遍说对不起，姐姐也哭着说不怪爹娘，那都是穷日子闹的。

我后来再也没放弃写诗，只是不再偷偷摸摸地写。日子慢慢变好，我的诗也终于能被人看见，写的都是团圆的欢喜，日子的甜，还有血浓于水的亲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往事都成了过眼云烟，可1976年那个审讯室里的重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命运的捉弄太残忍，可骨肉亲情，终究能穿过所有的苦难和阴霾，把失散的人，重新拉回彼此身边。

人间最暖，不过血脉相连，人间最幸，莫过于失而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