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伯伯，不是主席！”——1951年，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外，这句话把韩瑾行臊得耳根通红。她刚出院门，就被婆婆王淑兰一把拽住，压低嗓子补刀：“憨媳妇，人家再伟大，也是家里大伯。”
那一刻，病房走廊的白炽灯把两代女人的影子拉得老长。韩瑾行手里还攥着没拆封的苹果，脑子嗡的一声：原来“主席”这俩字在家里这么烫嘴。
王淑兰自己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老太太。三十多年前，她挺着大肚子在长沙陆军监狱里用破碗给狱友分粥，顺手把罗醒的儿子小华初也抱进怀里，说：“这娃以后算我家人。”后来真就把他养成毛华初，娶了韩瑾行。
1949年，小两口刚结婚，行李就两件旧军装。韩瑾行跟着丈夫南下，到株洲镇当镇长，天天踩泥水去看闸门，嘴上起泡，脚底生茧。镇里人背后嘀咕：“女人家瞎折腾。”她没回嘴，把治河方案往墙上一贴，三个月后闸门合拢，洪水退了三尺。
同一年，王淑兰回韶山当招待所接待员。有人替她不平：“您可是毛主席亲弟媳！”她甩手擦桌子：“端茶送水也是革命。”直到死，工资条没超过四十块。
毛华初在湘潭当县委书记，晚上回家饿得前胸贴后背，锅里只剩半碗剩饭。韩瑾行拿开水一冲，撒点盐，俩人蹲灶台边分着吃。第二天清早，他又扛着铁锹下乡。
1951年，韩瑾行病重到北京。毛主席听说侄媳妇来了，让秘书送苹果，还留话：“告诉她，好好养病，株洲那摊子离了她照样转，可家里离不了她。”这话后来传到王淑兰耳朵里，老太太眼圈一红：“他到底还记着家里人。”
那天婆媳俩从医院出来，雪下得正紧。王淑兰把围巾往韩瑾行脖子上一搭：“记住咯，进了中南海叫主席，回了家门叫伯伯。”韩瑾行点头，心里却想：这声“伯伯”，比治三座闸都难。
几十年后，株洲的河闸早换成了钢筋水泥，毛华初和韩瑾行也白发苍苍。有人采访，问他们最骄傲啥。老太太先开口：“我没让华初饿着。”老头补一句：“我娘当年在监狱里说过，人活着，得替别人留灯。”
这才是那声“伯伯”背后的真东西：再大的官，回到家也得先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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