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傅真熙。
她穿着臃肿的棉袄站在雪地里，脸冻得通红，眼睛却很亮。
她把一张纸条塞进我手里，转身就上了卡车。
那张纸条上有她的地址，字迹被雪打湿，有些模糊。
我站在原地，看着卡车消失在风雪中。棉手套里的纸条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我手心发麻。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以为我们还能再见。
五年后，我按照地址找到那个地方。开门的人让我浑身发冷。她看着我，眼神像一口枯井。她说出了我无法接受的事实。
我问她，为什么。她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回答。屋里传来煤炉燃烧的呼呼声，还有一股陈旧的、发霉的气味。
01
东北的冬天来得早。刚入十月，第一场雪就下来了。
我缩在知青点的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炕火不旺，屋里冷得像冰窖。李卫国在上铺翻了个身，木床发出吱呀的响声。
“何泽宇，睡了吗？”他哑着嗓子问。
我没吭声。他叹了口气，又翻过去了。
来到这里已经第四个年头。林场的生活单调得像一张反复播放的唱片：天亮起床，上山伐木，天黑收工，吃饭睡觉。日子一天天重复，磨掉了最初的激情，只剩下麻木的疲惫。
早晨六点，哨子响了。我穿上棉袄，掀开厚厚的门帘走出去。雪停了，地上积了半尺厚的雪。远处的山林白茫茫一片，寂静得可怕。
食堂里挤满了人。傅真熙排在队伍前面，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头发扎成两根麻花辫。轮到她打饭时，她端着搪瓷缸子，小心地递过去。
“多给点粥吧。”她的声音很轻。
打饭的老陈瞥了她一眼，勺子在粥桶里搅了搅，舀起稀薄的一勺。傅真熙没说什么，端着缸子走到角落的桌子旁。
我打好饭，在她对面坐下。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又低下头喝粥。
“今天要运三车木头。”我没话找话。
“嗯。”她应了一声。
粥很稀，能照见人影。窝窝头硬得像石头，得掰碎了泡在粥里才能下咽。傅真熙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她的手指冻得通红，有些地方裂开了口子。
吃完饭，我们扛着工具上山。雪很深，踩下去没过小腿。傅真熙走在队伍中间，她的身形单薄，在雪地里走得很吃力。我放慢脚步，跟在她后面。
山路陡峭，她脚下一滑，我伸手扶住她。
“谢谢。”她站稳后立刻松开我的手。
她的手掌很粗糙，完全不像一个二十岁姑娘的手。到了伐木区，大家分散开来。我和李卫国一组，傅真熙和另一个女知青在不远处。
油锯的轰鸣声打破了山林的寂静。树木倒下时发出巨大的声响，惊起飞鸟。我擦了把汗，看着傅真熙那边。她正用斧头砍树枝，动作有些笨拙。
中午休息时，大家围坐在火堆旁烤窝窝头。傅真熙坐在外围，从怀里掏出一本包着牛皮纸的书。她翻开书页，低头看了起来。
“看啥呢？”李卫国凑过去。
傅真熙把书合上：“没什么。”
“借我看看呗。”
“不行。”她把书抱在怀里，语气坚决。
李卫国撇撇嘴，走开了。傅真熙重新翻开书，她的侧脸在火光中显得很柔和。我认出那是一本《普希金诗选》，书页已经翻得起了毛边。
下午收工前，天空又飘起了雪。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下山，没有人说话。回到知青点，天已经黑了。
我洗漱完回屋，看见傅真熙站在走廊尽头。她背对着我，肩膀在微微颤抖。我停下脚步，没有走过去。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手擦了擦脸，转身往女宿舍走去。她的眼睛有些红，看见我时愣了一下，低头快步走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很久没有睡着。窗外风声呜咽，像有人在哭。
02
回城名额的消息是三天后传来的。
指导员老赵把大家召集到食堂，面色严肃。他清了清嗓子，手里捏着一张纸。
“上面给了我们点一个名额。”他的声音在安静的食堂里显得格外响亮，“只有一个。”
底下骚动起来。有人站起来问：“赵指导员，按什么标准选？”
“综合考量。”老赵说，“政治表现，劳动态度，家庭情况。”
傅真熙坐在我斜前方，她的背挺得笔直，一动没动。但我看见她的手握成了拳头，指甲掐进了掌心。
散会后，气氛明显变了。平时说笑的人都不说话了，各自低头走路。李卫国凑到我身边，压低声音：“你家里有门路吗？”
我摇摇头。我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街道厂的工人，都是最普通的人家。
“傅真熙估计没戏。”李卫国说，“她家成分不好。”
我看了他一眼。他继续说：“她爸以前是大学教授，现在还在干校没回来。这种家庭，能让她回城？”
我没接话。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回城。这个词像一颗石子投进死水，激起了涟漪。我想起家里的父母，想起弟弟妹妹，想起城里那条熟悉的街道。
但我也想起了傅真熙。想起她那双冻裂的手，想起她在火光下看书的侧脸，想起她站在走廊里颤抖的肩膀。
晚饭时傅真熙没来食堂。我问了和她同屋的刘梅，刘梅说她在宿舍躺着，说不舒服。我打了两个窝窝头，用布包好，走到女宿舍门口。
刘梅出来接了过去。“她发烧了。”刘梅小声说，“下午就开始了。”
“吃药了吗？”
“哪来的药。”刘梅摇摇头，“喝点热水捂捂汗吧。”
我回到宿舍，翻出半包红糖。那还是去年母亲寄来的，我一直没舍得喝。我拿着红糖又去了女宿舍，托刘梅带进去。
晚上九点多，我出来上厕所。雪停了，月亮出来了，照得雪地一片惨白。我看见一个人影站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
是傅真熙。她穿着单薄的棉袄，没戴帽子，仰头看着天空。月光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满脸的泪水。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眼泪往下流。那种无声的哭泣，比嚎啕大哭更让人揪心。我站在阴影里，不敢走过去。
她在树下站了很久，久到我都觉得冷。最后她低下头，用袖子擦干脸，转身回了宿舍。她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那么瘦小，那么孤单。
我回到屋里，躺在炕上睁着眼睛。李卫国在上铺打呼噜，声音很响。我想起傅真熙看的那本《普希金诗选》，想起她翻书时小心翼翼的样子，想起她说“不行”时坚决的语气。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03
三天后，老赵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把一张表格推到我面前：“何泽宇，你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这个名额，组织上考虑给你。”
表格抬头写着“知青返城审批表”。我的手有些抖，拿起表格看了又看。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插队地点……每一栏都空着，等着我填写。
“回去填好，明天交上来。”老赵拍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回去后别辜负组织的培养。”
我拿着表格走出办公室，感觉那张纸有千斤重。走廊里遇到了傅真熙，她端着一盆衣服要去洗。看见我手里的表格，她的眼神暗了一下。
她侧身让我过去，什么也没说。我看着她走远的背影，棉袄的下摆磨出了毛边，裤腿上沾着泥点。
那天下午劳动时我一直心不在焉。斧头差点砍到自己的脚，李卫国骂了我几句。收工后我没直接回宿舍，一个人上了后山。
山上的雪还没化，踩上去咯吱作响。我爬到半山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从这里可以看见整个知青点，那些低矮的平房，冒着炊烟的烟囱，还有院子里晾晒的衣服。
我掏出那张表格，看了又看。然后从怀里摸出笔，在姓名栏写下“何泽宇”三个字。写完后我停住了，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
太阳慢慢落山，天空变成了暗红色。风大了起来，吹得枯树枝呜呜作响。我站起来，腿已经冻麻了。表格被我揉在手里，皱成了一团。
晚饭后我去了女宿舍。刘梅说傅真熙在屋里。我让她把傅真熙叫出来。
傅真熙走出来时脸色苍白，眼睛有些肿。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有事吗？”
我把那张表格递给她。她接过去，展开看了一眼，愣住了。
“你……”
“你填吧。”我说，“你家情况特殊，更需要这个名额。”
傅真熙的手开始发抖。她把表格推回来：“不行，这是你的名额。”
“我家里还好。”我说，“父母都有工作，弟弟妹妹也大了。你不一样。”
她的嘴唇哆嗦着，眼泪涌了出来。“何泽宇，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突然激动起来，“你根本不知道！回城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不能要你的东西，我不能！”
她转身要走，我拉住她的胳膊。她的手很凉，凉得像冰。
“就当是我借给你的。”我说，“以后你再还给我。”
她转过身，泪眼模糊地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那些泪痕闪闪发亮。我们就这样站着，谁也没说话。
最后她接过了表格，紧紧地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
04
傅真熙走的那天是个阴天。
卡车停在知青点门口，发动机突突地响着。她的行李很少，一个铺盖卷，一个网兜装着洗脸盆和搪瓷缸子，还有一个小布包。
大家都出来送她。李卫国拍拍她的肩膀：“回去了好好干。”刘梅抱住她哭了起来。
傅真熙一一和大家道别。轮到我时，她伸出手。我握住她的手，还是那么凉。
“谢谢。”她说。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哭。
“到了写信。”
她点点头。司机催着上车。她爬上卡车车厢，找了个位置坐下。卡车发动了，缓缓驶出院子。
就在卡车要拐弯时，傅真熙突然站起来。她扒着车厢板，朝我挥手。然后她喊了一句什么，风声太大，我没听清。
她从怀里掏出什么东西，朝我扔过来。那东西在空中划了个弧线，落在雪地里。卡车拐过弯，消失了。
我跑过去，在雪地里摸索。摸到了一个叠成方块的小纸包。打开来看，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用蓝墨水写着一个地址，字迹工整：“江州市向阳区建设路37号，傅真熙收”。
纸包外面还用细线系着一个小布包。我解开布包，里面是那半包红糖，我送她的那半包红糖，一点都没动。
我站在原地，看着卡车消失的方向。雪又开始下了，落在纸条上，墨水慢慢洇开。我把纸条小心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傅真熙离开后，知青点好像一下子空了不少。李卫国说：“少了个闷葫芦，还挺不习惯。”
我继续每天上山伐木，日子和从前一样。只是晚上躺在炕上时，总会想起傅真熙站在槐树下流泪的样子，想起她把表格攥得死紧的手。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信很短，说她平安到家了，家里一切都好。信末写道：“红糖我留着，等你来喝。”
我把信看了好几遍，然后小心地夹在笔记本里。给她回信花了我一个晚上，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只写满一页纸。
我们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
一开始很频繁，一周一封信。
她告诉我她在街道办帮忙，告诉我江州的变化，告诉我她母亲身体不好。
我告诉她林场又下了几场雪，告诉她我学会了修油锯，告诉她李卫国谈了个对象。
但渐渐地，信少了。从一周一封，到两周一封，到一个月一封。她的信也越来越短，语气越来越客套。
“最近工作忙，勿念。”
“家里都好，不必挂心。”
“祝你一切顺利。”
最后那封信，只有一行字：“以后别写信了，保重。”
我把那封信看了很久，然后放进铁盒子里，和其他信放在一起。李卫国问我：“和傅真熙还联系吗？”
我说：“断了。”
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那个铁盒子我一直带在身边，从林场带回城，从集体宿舍带到工厂宿舍。偶尔我会打开看看，那些信纸已经泛黄，墨迹也有些褪色了。
但那张写着她地址的纸条，我一直放在钱包的夹层里。纸已经磨得起了毛边，蓝墨水洇开的地方，字迹有些模糊了。
我还是能清楚地背出那个地址：江州市向阳区建设路37号。
05
1983年秋天，我终于回到了江州。
手续办得比想象中顺利。父亲托了关系，把我安排进纺织厂机修车间。我分到了一间单身宿舍，十二平米，朝南，有窗户。
母亲来帮我收拾屋子，一边铺床单一边掉眼泪。“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弟弟妹妹都长大了。弟弟上了技校，妹妹在读高中。家里的老房子还是那样，只是墙壁更暗了，家具更旧了。
工厂的生活很规律。早上七点半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周六上半天班。车间里机器轰鸣，空气里飘着棉絮。我跟着师傅学修织布机，手上经常沾满机油。
工友们都很友善。知道我当过知青，会问我东北的事。我说林场的雪，说伐木的辛苦，说知青点的生活。但我没说傅真熙。
下了班我常去江边散步。江水浑浊，漂着垃圾。岸边的老房子拆了不少，盖起了新楼。城市在变，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
一个周末，我在家整理东西。从箱底翻出了那个铁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是傅真熙的信，还有那张地址纸条。
纸条已经很旧了，折痕处快要断裂。我小心地展开它，那些字迹依然清晰。江州市向阳区建设路37号，傅真熙收。
我把纸条举起来，对着光看。墨水洇开的地方，像一滴蓝色的泪。
母亲走进来，看见我手里的纸条。“这是什么？”
“一个朋友的地址。”
“在江州？”
“嗯。”
“那去找找啊。”母亲说，“这么多年没见，也该去看看。”
我没说话。母亲看了我一眼，转身出去了。我坐在床边，看着手里的纸条。五年了。傅真熙现在应该二十五岁了，不知道她结婚没有，过得好不好。
我想起她最后一封信：“以后别写信了，保重。”也许她有了新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扰。但那个地址是她亲手给我的，在那个风雪天，她扔给了我。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穿了最体面的衣服——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一条藏蓝色裤子。出门前照了照镜子，看见一个消瘦的、有些陌生的男人。
向阳区在城东，得坐公交车去。车上很挤，我抓着扶手，看着窗外的街景。建设路是一条老路，两旁是法桐树，叶子开始黄了。
我在建设路站下车，沿着门牌号找。35号是一家杂货店，39号是粮店。37号在两栋楼之间，一个不起眼的门洞。
门洞很暗，墙上贴满了各种告示。我走进去，楼梯狭窄陡峭，扶手上积着厚厚的灰。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砖块。
地址上没写几楼几号。我站在楼道里，有些茫然。这时二楼一扇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提着垃圾出来。
“请问，傅真熙家住这儿吗？”
老太太看了我一眼：“傅真熙？你找她？”
“对。”
她指了指楼上：“四楼，最里头那家。”
我道了谢，往楼上走。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每层楼的拐角处都堆着杂物。四楼有三户人家，最里面那扇门漆成暗红色，门上的春联已经褪色。
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心脏跳得厉害，手心开始出汗。五年了，我不知道见到她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也许她结婚了，有了孩子。也许她根本认不出我了。也许她看见我会惊讶，会笑，会说：“何泽宇，你怎么来了？”
我抬手敲门。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等了一会儿，门里传来脚步声。很慢，很轻。
门开了。开门的人让我愣住了。
“这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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