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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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这句出自清代诗人顾嗣协的古诗,道尽了人才选用的千古困局:并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有错位的安排。

但在清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至的那场秘密立储中,乾隆帝面临的不是选马还是选牛的幸福烦恼,而是一场绝望的矮子里拔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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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史书经常把嘉庆皇帝(爱新觉罗·永琰)的继位渲染成一场韬光养晦、以德服人的逆袭。然而,真相从来不是什么皇十五子英明神武的励志剧本,而是一场由死亡、暴戾与平庸共同编织的全员淘汰赛。

乾隆最终选择了永琰,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而是乾隆的误判,究竟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讲讲~

乾隆心中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乾隆心中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为什么说永琰的上位是乾隆的误判呢?我们先看看乾隆的眼光原本有多高,这位自诩十全老人的君主,早年对于接班人的设想,堪称完美主义的极致。

乾隆最钟意的,其实是嫡长子模式。

早在他登基的第一年(乾隆元年),他就秘密将孝贤纯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琏立为太子。按《清高宗实录》卷二十六记载,乾隆对这个儿子的评价极高:“聪明贵重,气宇不凡”,可惜天不假年,永琏九岁死于“寒疾”。

乾隆悲痛欲绝,甚至打破秘密立储的规矩,公然追赠他为端慧皇太子。

嫡子梦碎后,乾隆又看中了一个真正的六边形战士,也就是皇五子永琪。许多人对永琪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里,但正史中的永琪简直是皇子届的卷王。

《清史稿·列传八》记载,永琪“少习骑射,娴国语,上钟爱之”。他不仅精通满蒙汉三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书法逼真乾隆,更重要的是,在圆明园九州清晏殿失火时,只有永琪一人冲进火海背出了乾隆。

那一刻,乾隆不仅看到了孝心,更看到了胆略。乾隆曾在接见外国使臣时毫不避讳地说:“朕视皇五子,于诸子中更觉贵重……颇属意于彼。”

然而,命运再次给了乾隆一记闷棍。乾隆三十一年,年仅25岁的永琪患附骨疽(一种烈性化脓性骨髓炎)病逝。

随着白月光永琏和朱砂痣永琪的接连离世,乾隆的精英子嗣库实际上已经清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群被他长达数十年高压统治吓破了胆,或者天资平平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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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排除法

残酷的排除法

时间来到了乾隆三十八年,这一年乾隆63岁。对于古人而言,这已经算是高寿了,所以立储之事,早就迫在眉睫了。此时,乾隆名下的皇子虽有排序到十七子,但夭折率极高,实际活在世上且有资格参与竞争的,屈指可数。

这哪里是选储君,分明是一道道惨烈的减法题。

第一刀,砍向了不孝的长子与三子。

这桩公案发生在富察皇后的葬礼上,大阿哥永璜和三阿哥永璋,因为表现得不够悲痛(仅仅是没有痛哭流涕),触动了乾隆敏感的神经。

乾隆当众暴怒,留下了一道极狠的谕旨:“此二人断不可承续大统……伊等若希冀大统,则是神器所托非人。”

这一骂,直接剥夺了两位年长皇子的继承权。两人在大起大落的惊惧中,不久便郁郁而终。

第二刀,砍向了政治不正确的十二子。

皇十二子永璂,身份极为尴尬。他是继后那拉氏(即“断发皇后”)的儿子。自从那拉氏在南巡途中愤而断发、触怒龙颜被幽禁后,永璂的命运就注定了。

乾隆恨屋及乌到了何种地步?永璂直到25岁去世,乾隆都没给他封任何爵位。在《清皇室四谱》中,这种待遇在清朝成年皇子中极为罕见。选他?等于打乾隆自己的脸。

第三刀,剔除了歪瓜裂枣。

此时,赛道上剩下的选手主要有三位: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以及皇十五子永琰。

皇八子永璇,人送外号大清酒鬼。史载其“沉湎酒色,又有脚病”。乾隆是个颜控,且极其注重皇家威仪,绝不可能选一个腿脚不便且整日醉醺醺的人做皇帝。

永璇自己也非常识趣,一辈子只干一件事,那就是给乾隆惹祸,然后等着挨骂。

皇十一子永瑆,这人更有意思。他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才华是有的,但性格有个致命缺陷:吝啬。

《啸亭杂录》里记录了一个令人咋舌的细节:永瑆家里的马死了,正常王爷都是厚葬或丢弃,这位爷却下令:“把马肉煮了,给全府上下当饭吃,这几天别买菜了。”

而且他的嫡福晋嫁过去后,陪嫁被他没收,日子过得极苦,“日用菲薄”。

乾隆看重的是持盈保泰,但绝不是这种小家子气的守财奴。让永瑆当皇帝,恐怕大清国库都要被他数着铜板过日子。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当所有有个性、有才华、有缺陷的选项都被划掉后,剩下的那个,哪怕再平庸,也成了唯一的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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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琰的“核心竞争力”

永琰的“核心竞争力”

1773年冬,当乾隆将永琰二字写入正大光明匾后的建储匣时,这位皇十五子大概13岁(实岁)。

永琰赢在哪里?

史书对他的评价充满了好人卡式的词汇:凝重、淳朴、端庄。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听话、老实、没特点。

但在晚年乾隆的眼里,这恰恰是最大的优点。

此时的乾隆,已经从壮年的锐意进取,变成了晚年的刚愎自用,他极度恋权,自视甚高。他不需要一个像唐太宗那样能打仗的儿子,也不需要一个像雍正那样大刀阔斧改革的儿子,因为那意味着对他十全武功的否定。

他需要的是一个完美的执行者,一个能在大清这艘破旧的大船上,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大管家。

永琰完美契合了这个画像,他生活作息规律,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像八哥那样好色,更不像十一哥那样抠门。他的老师朱珪教导他“养心、勤政”,他就真的几十年如一日地照做。

在做皇子的漫长岁月里,永琰展现出了惊人的“隐忍”能力。他深知父亲喜怒无常,所以每一步都踩在父亲划定的格子里,绝不越雷池一步。

乾隆六十年,乾隆宣布禅位,自己当太上皇,这其实是乾隆对永琰的最后一次的服从性测试。

结果永琰交出了满分答卷,作为嘉庆皇帝,他甚至没有搬进皇帝专用的乾清宫,而是继续住在皇子所(毓庆宫);凡军国大事,必须先向太上皇汇报,“仍恭折奏闻,秉训裁决”。

在乾隆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大清名义上有两个皇帝,实际上依然只有一个意志。嘉庆,只是那个跪在旁边磨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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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之君难救末路之国

守成之君难救末路之国

乾隆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最稳妥的选择:选一个最孝顺、最没有棱角的儿子,就能保大清江山万年稳固。

这便是乾隆最大的误判。

他站在农业文明的巅峰,却看不见远处工业文明的滚滚硝烟。18世纪末的世界,正处于剧烈变革的前夜。英国人正在改良蒸汽机,法国人正在攻打巴士底狱。

这个时候的大清,需要的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守成之君,而是一个有魄力打破僵局、甚至敢于否定祖宗成法的破局者。

可惜,永琰不是。

嘉庆亲政后的表现,可以用勤劳的无能来概括。他一上台就雷厉风行地诛杀和珅,让人以为中兴在望。但杀了一个和珅,大清的官场腐败并没有停止。

面对白莲教起义,面对国库亏空,嘉庆每天起得比鸡早,批奏折到深夜,发布的谕旨连篇累牍,内容充满了道德说教。他反反复复地责骂臣工“因循疲玩”,却拿不出任何一项制度性的改革方案。

他的一生,都在试图回到父亲乾隆盛世的荣光里,却不知道那个盛世本身就是他父亲透支未来虚构出来的泡沫。

《清仁宗实录》中充斥着嘉庆的困惑与无奈。他不明白,自己如此勤政爱民,为什么上天还要降下那么多灾异?为什么老百姓还是要造反?

因为平庸。

在太平时节,平庸或许是福,但在帝国滑落的悬崖边,平庸就是最大的恶。乾隆用一场残酷的排除法,剔除了所有可能的变数,亲手挑选了一个最安全的接班人,也亲手锁死了大清帝国自救的最后一扇门。

老达子说

老达子说

公元1820年,嘉庆皇帝在避暑山庄暴崩。直到死,他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人,一个循规蹈矩的孝子。

但他绝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这场权力的交接,始于乾隆的自私,终于嘉庆的无奈。当我们在史书中回顾17岁的永琰那个“逆袭”的背影时,看到的不是少年的意气风发,而是一个庞大帝国在暮色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沉重叹息。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有因果。选错了人,也就选定了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