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吴祁 文：风中赏叶
妻子确诊小细胞肺癌时，肿瘤已经有鸡蛋大小，包绕着关键的血管。外科医生摇头：“位置太刁钻，动不了刀。”放化疗成了唯一的选择，而且是场持久战——小细胞肺癌对化疗敏感，但极易复发转移，需要巩固性治疗。
第一次化疗结束，她的头发开始脱落。我们买了顶漂亮的假发，她戴上后在镜子前转了个圈：“怎么样，像不像港剧里的女强人？”那时，肿瘤标志物的数值在下降，我们觉得有希望。
化疗的节奏固定：21天一个周期，第1-3天用药，接下来是白细胞跌到谷底的危险期，然后缓慢回升，刚要恢复些体力，下一周期又开始了。我们渐渐熟悉了医院走廊每个时段的光影变化，记住了护士站换班的时间。
最艰难的是第5次到第15次化疗期间。严重的呕吐让她闻到饭味就反胃，手脚麻木得握不住筷子，口腔黏膜大片溃疡，喝口水都像咽玻璃渣。但每次复查CT，报告上“肿瘤较前缩小”那几个字，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全部动力。
熬到第20次化疗时，肿瘤已经从最初的5.2cm缩小到1.5cm。主治医生在阅片灯前仔细对比着影像，难得地露出了笑容：“效果很好，继续完成计划疗程。”
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了间小房子。客厅墙上挂了张表格，每完成一次化疗就打一个勾。打到第30个勾时，增强CT显示肿瘤仅剩3mm，几乎看不见了。那天妻子精神特别好，我们去医院对面的面馆吃了碗清汤面，她吃了小半碗，这是几个月来吃得最多的一次。
“再坚持三次，我们就赢了。”她看着窗外的夕阳说。
第33次化疗结束，我们像往常一样等待白细胞回升。但这次，血象恢复得特别慢。打升白针就像往漏水的桶里倒水，白细胞勉强上来一点又迅速跌下去。主治医生皱起眉头：“骨髓储备耗竭了，这是长期化疗的常见并发症。”
更糟糕的是，低烧开始持续不退。起初是37.5度左右的午后低热，我们以为是普通感染。但常规抗生素用了三天，体温反而爬升到39度。咳嗽加重了，痰里带着血丝。
紧急做了CT，肺部出现了新的弥漫性阴影，像蒙着一层薄雾。感染科医生会诊后，表情凝重：“这种影像表现，结合这么长时间的骨髓抑制状态，要高度警惕侵袭性真菌感染。”
“真菌？怎么会……”我无法理解。
“长期化疗、特别是反复骨髓抑制的患者，免疫系统就像没有守军的城堡。”医生指着CT片，“曲霉菌、念珠菌这些平时不会致病的真菌，这时候就可能长驱直入。”
支气管镜取出的肺泡灌洗液送去做病原学检测。等待结果的三天里，妻子的呼吸越来越费力，氧饱和度在吸氧状态下勉强维持在90%。她整日昏睡，醒来时眼神迷茫，说话断断续续：“我……好像……走不动了……”
检测结果确认了最坏的猜想：曲霉菌感染。医生开始用强效抗真菌药，但同时也坦言：“这类感染在免疫功能极度低下的患者身上，死亡率很高。而且她的肝功能已经受损，用药需要非常谨慎。”
抗真菌治疗进行到第五天，妻子出现了黄疸。药物损伤了本已脆弱的肝脏，胆红素指标直线上升。感染科和肝病科医生讨论后，不得不减低了抗真菌药的剂量——感染和肝损伤，成了两头夹击的猛兽。
第七天凌晨，她的呼吸忽然变得急促而浅表，监护仪上的数字剧烈波动。紧急插管后被送进ICU。探视时间，我隔着玻璃看她：全身插满管子，只有监护仪上起伏的波形证明生命还在挣扎。
ICU主任找我谈话：“真菌感染已经播散，出现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肝肾功能都在恶化。我们在用最高级别的生命支持，但情况……很不乐观。”
我在谈话记录上签字时，手抖得写不好自己的名字。那些字一个个浮在纸上：多器官功能衰竭、感染性休克、预后极差。
进ICU的第四天，她的心脏还是停跳了。抢救持续了四十分钟，最终心电图上拉成了一条直线。
主治医生后来对我说：“她扛过了33次化疗的毒性，把肿瘤打得只剩下3mm，这在医学上已经是很难得的成绩。但长期的化疗就像一场消耗战，最终耗尽了骨髓的再生能力，也耗尽了免疫系统的防御力量。”
整理遗物时，我翻出那张划满勾的表格。第33个勾后面，她曾用很轻的笔迹写了个“赢”字。如今再看，只觉得命运弄人。
如今我明白了，癌症治疗从来不是简单的“战胜肿瘤”。那33次化疗，她确实赢了肿瘤——从鸡蛋大小打到几乎看不见。但她最终输给了治疗本身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一个被长期化疗摧残得千疮百孔的免疫系统，一具再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躯体。
医学能够精准地攻击3mm的肿瘤，却有时保护不了一个完整的免疫屏障。这是现代癌症治疗中最残酷的悖论：我们用来救命的手段，本身就在消耗生命。
妻子离开后，我注册成为了安宁疗护志愿者。我想告诉那些正在经历类似治疗的家庭：治疗路上，每一个微小的胜利都值得珍惜，但也要对医学的局限保持清醒的敬畏。有时候，最大的勇气不是永无止境地战斗，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保护。
那33个勾，是她用生命书写的、关于坚韧的故事。而最后那场真菌感染，是医学至今仍在努力攻克的、关于代价的难题。在这道难题被完全解开之前，每个生命付出的努力，都值得被深深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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