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七年那个冬天,朱棣在武英殿里确实问过一嘴,说明年我要去北边打仗,这后方谁能顶上啊,史书上记着名字的答话人就俩,一个是兵部尚书刘俊,另一个是夏原吉,压根就没姚广孝什么事,更别提金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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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里写得明明白白,皇帝跟兵部尚书刘俊他们说,朕明年春天要去北京那边转转,你们赶紧把人马练好,粮食运到开平去,后来又找了户部尚书夏原吉,商量怎么把粮食运过去,从头到尾,就没出现“姚广孝”和“金纯”这两个名字

那会儿姚广孝在干嘛呢,他正忙着编书,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诸司职掌》,各地送来的资料乱七八糟,他得一个个整理统一格式,根本没空去掺和谁留守北京的人事讨论,这是第二个说不通的地方。

金纯本人就更扯了,他当时人根本不在北京,他在交阯,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离北京两千七百多里地呢,正帮着张辅在那边清丈田亩定赋税,总不能分身飞到北京去当什么“右布政使”吧,还又是斩逃商又是闭九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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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八年皇帝北征,北京的粮草到底是谁在管,实录里有份名单,镇远侯顾成留守北京负责城防,户部尚书郭资、北京行部右侍郎古朴一起管着粮草,名单里头,还是没有金纯。

再说那个对手阿鲁台,他有没有趁机跑到会州来,实录里也记得清楚,皇帝大军一路打到斡难河,阿鲁台吓得连辎重家当都不要了,跑得远远的,整个永乐八年上半年,他都在漠北绕圈子,离北京还远着呢,连一片马草都没丢到白河边上

再把那个官职掰开看,永乐元年北平就改成北京了,原来的“北平布政使司”早就被“北京行部”给换掉了,最高长官叫“北京行部尚书”,下面设左右侍郎,压根就不存在“北平右布政使”这么个时空错位的帽子,金纯真要留在北京,头衔也该是“北京行部右侍郎”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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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鱼服呢,这玩意儿在永乐年间可不是随便赐的,《明会典》里写着,能得这赏赐的,就那么几个人,还都是军功武将或者皇亲国戚,文官想穿上,得等到成化年以后了,金纯当时的品级是够,可他是个管钱粮的文官,史书会典里都没他受赏的记录

甚至那个所谓的“平台独对”场景也站不住脚,永乐七年到八年,朱棣为了北征后勤的事,前前后后找大臣开了八次会,地方都在奉天殿、华盖殿、右顺门,史料里就没提过“平台”这个词,金纯人远在交阯,连被召见的物理条件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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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个地方都对不上,足以说明“姚广孝举荐金纯守国门”这事是后人编的,正史里能坐实的事情,其实就三句话,朱棣确实担心后方粮道,夏原吉、郭资这些人确实奉命运过粮食,金纯那会儿确实在交阯忙活,跟北京这边没关系。

那为啥大伙儿还愿意信这个“黑衣宰相点将”的故事呢,答案其实藏在姚广孝自己那“不居功”的档案空白里,史书上记他,九成都是修书、祭祀、辅导太子,军事后勤几乎一个字不提,可越是这种空白,越给后人留下“幕后高人”的想象空间,而金纯又正好是以“善于算粮”出名的,两个“冷门”人物这么一叠加,就很容易被编成一个“不起眼的大棋”这种爆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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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个所谓的“殿内不起眼的人”,根本不是历史现场的真实角色,是后人用“结果倒推”造出来的一枚叙事棋子,真正的留守功臣,是实录里那串看着枯燥的名字,顾成、郭资、古朴,他们没穿飞鱼服,也没被皇帝在什么平台上敬酒,就是用十万石开平粮、三万辆武刚车,实实在在把阿鲁台挡在了长城外头。

历史没有那么多传奇滤镜,只有粮垛、驿道、账本和日复一日的辛苦,爆款故事总想给你个“意料之外”,可掰开了看才发现,意料之外的事,当时根本没发生,发生的那几件“意料之中”的扎实准备,才是帝国真正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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