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西伯利亚囚徒，一万个沉默的伤口，那道疤永远未愈。
1945年8月，日本护士小野田绫子挤在闷罐火车里，冻得发抖。火车把几十万关东军俘虏运往西伯利亚时，没人特别区分她们这群女医护人员。后来才知道，这趟车不是送人，而是把人当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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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在东北打垮关东军后，直接把医院护士、电报员、后勤家属归类成“非战斗人员”。关东军投降当天，山田乙三司令部发了份处置表，整整13467个女兵的名字被塞进表格“杂项”栏。苏联接收人质时把医药箱列成武器装备，像倒垃圾一样把她们推进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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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的冬天零下四十度，女兵们穿着春装扛木头。苏联规定每名女工必须完成三男性的伐木量才能拿卫生用品。夜里看守拿着德国战犯的旧臂章挨个帐篷找女人，第二天总有人失踪。有个护士叫铃木实花，用莫尔斯电码发了最后条信息：“这里人快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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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的是医护队，既要照顾病号还得自己找药。长春有个四野办的教养所收留了部分女兵，用中医方法给她们调养身体。但大多数人在遣返前被迫签誓约书，回国后邻居见了就骂“别靠近我家孩子”。有个老太婆到死都不让女儿知道自己当过战俘，怕被说不清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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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把这段历史从档案里删得干干净净。直到90年代，有学者发现吉林档案馆里冷冰冰的记录：“某营女护士十二人，送后方，无记录”。十二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变成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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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们江边朝鲜族渔民世代用桦树皮记失踪者名字，苏联养老金账户突然寄到北海道，没人解释来由。现在俄罗斯出土的染血护士徽章在中俄学生手上建数字档案，可当年活下来的那些人，早把痛苦咽进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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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田绫子1985年的录音带里，老妇人声音沙哑：“我们学会对着镜子说谎了，但疤痕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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