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馆的告别仪式结束后第七天,林薇在父母卧室的衣柜顶层,摸到了一个沾着樟脑丸气味的铁皮饼干盒。盒子扣得极紧,她指尖用力时,指节泛白,忽然听见盒缝里传来细碎的“沙沙”声——不是虫子,是一沓叠得整齐的信纸,被她的动作蹭得发响。窗外的秋雨敲打着防盗窗,沉闷得像谁在叹气,林薇蹲在满地狼藉的旧衣物里,忽然就红了眼。
她今年四十二岁,在公司是独当一面的部门经理,能从容应对最难缠的客户,能连夜改完十万字的项目方案,可此刻,面对一个旧饼干盒,却像个无措的孩子。父母走了才半个月,一场突发的车祸,让她从“有爸妈的人”,变成了这世上最孤单的人。
林薇是典型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出生在1984年的小城。小时候,她是街坊邻里羡慕的对象,父母都是国企职工,工资稳定,把所有的爱和资源都堆在她身上。别的孩子还在为一块水果糖争执时,她的书桌里永远有吃不完的奶糖;别的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时,她的新年装永远是供销社里最时髦的款式。
父母总说,“就你一个,我们不疼你疼谁”,可这份专属的疼爱里,也藏着无形的压力。从小学到高中,她的成绩单必须名列前茅,周末被各种补习班填满,父母的期望像一张细密的网,裹着她一路往前跑。那时候她偶尔会羡慕邻居家的双胞胎姐妹,能一起写作业,一起偷偷藏零食,哪怕吵架拌嘴,转身又能并肩站在父母面前撒娇。而她,只能对着空荡的客厅,把心里话写在日记本里,再锁进抽屉最深处。
大学毕业后,林薇执意要去一线城市打拼。父母虽有不舍,却还是倾尽积蓄,给她凑了首付的一部分。临走那天,父亲帮她拎着行李箱,反复叮嘱“照顾好自己,有事给家里打电话”,母亲站在火车站台,红着眼圈塞给她一兜煮鸡蛋,直到火车开动,还在原地挥手。那些年,她忙着加班、升职、谈恋爱,给家里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都只报喜不报忧。
有一次她重感冒发烧到39度,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里输液,母亲打来电话时,她强撑着精神说“一切都好,最近不忙”。挂了电话,她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瓶,忽然就懂了父母当年的牵挂——原来独生子女的孤单,从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就悄悄埋下了伏笔。
三十岁那年,林薇结婚了。丈夫陈凯也是独生子女,两人一拍即合,都懂彼此骨子里的孤独,也都珍惜这份相互陪伴的温暖。父母特意从老家赶来,帮他们布置新房,父亲亲手钉好了阳台的晾衣架,母亲把厨房的橱柜擦了一遍又一遍,嘴里念叨着“以后你们俩互相照应,我们也就放心了”。那时候林薇以为,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再也不是孤身一人。
可现实的琐碎很快冲淡了这份憧憬,两人都是被父母宠大的孩子,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难免会为了柴米油盐的小事争执。有一次吵架,陈凯摔门而去,林薇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第一个念头不是给闺蜜打电话,而是想回父母家。可她看着手机里的区号,又忽然清醒——她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受了委屈就躲回父母的港湾。
父母的身体是在五年前开始走下坡路的。父亲患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母亲的膝盖也出了问题,上下楼梯都要扶着扶手。林薇和陈凯商量后,把父母接到了身边照顾。那几年,她的生活被工作和父母填满,每天下班先去菜市场,回家做饭、给父亲测血糖、帮母亲按摩膝盖,周末带着父母去医院复查。
陈凯也很孝顺,主动分担家务,可两人还是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有一次父亲突发低血糖晕倒,林薇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接到保姆电话时,她手忙脚乱地请假,打车往医院赶,路上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怕父亲出事,更怕自己撑不住——她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商量,所有的压力都只能自己扛。那一刻她才明白,独生子女的“独”,不仅是童年的专属,更是父母老去后,无人分担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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