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到今年7月，又要没钱了。
众所周知，联合国的经济拮据，是一个老问题。
要明白理解联合国为什么老没钱，这才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首先要明白，联合国的性质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不是一个“世界政府”。
这一定位，就决定了联合国的资金来源和使用方式。
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的来钱方式只有三种：会员国进行摊款、征募自愿捐款、征收赋税。
联合国只能采用前两种，因为它不是一个“世界政府”。
它无法像主权国家那样，凭借公权力从土地、贸易、金融等领域收费。
理论上来说：除非得到全体会员国的授权，否则它就不能采用属于政府行为的征税手段。
因此，联合国的经费就形成了“捐款”和“会费”两条泾渭分明的线。
联合国接收到的捐助资金，主要用于救济援助、科技合作等某一特定项目或方案的执行。
这笔钱一般都被称为“预算外”资金。
哪个人捐？捐多少？什么时候捐？不可能有人随时随地捐钱。
所以，捐款通常由联合国秘书长直接管理，根据捐助国的要求和条件使用，并最后向捐助国报告资金的使用情况。
俗话讲：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真要是指望全球大富豪自愿捐款去维持，联合国早就破产了。
庞大的开支，那就只能向会员国进行摊派。
毕竟，想要进行全球治理，那就得全球出力。
根据出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联合国宪章》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本组织之经费由各会员国依照大会分配限额负担之。”
从别人兜里掏钱很难，从193个国家的裤兜里掏钱更难。
经过了多轮拉扯，一道“公平”的换算公式诞生了：根据8年以来，国民总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以及债务情况，换算出一个合理的“会费”支付比例。
联合国拿出了一个方案，能者多劳，大家按照这个比例交费，谁也不吃亏。
本来这样下去也相安无事，但是美国发现自己在联合国内日益孤立，联合国大会经常以压倒多数通过一些不利于它的决议。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已经一家独大，当然不介意对着联合国“贴脸开大”。
1985年，在联合国成立40周年之际，美国国会通过了“凯塞巴姆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美国要求用“加权表决”来代替“一国一票”的原则。
也就是说，在有关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预算问题上，美国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否则美国将单方面削减它的联合国摊款，也就是从应付的25%削减到20%。
果然，1986年美国只交纳一亿美元会费，不足它该年度应交会费的一半。
自此，联合国开始了持续的财政危机。
面对财政危机，联合国秘书长不得不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联合国所有的储备基金、资本账户、预付资金、甚至是维和费用，都要拿出来填补亏空。
虽说联合国也会发行纪念币、邮票，或者出租房屋、旅游门票之类的收入，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对于美国的公然耍赖行为，联合国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应对。
除了例行游说那些会员国按期交纳会费、削减行政开支之外，联合国甚至还设计了借款和创收的办法。
彼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建议将全球所有国家的大小宗军售一律按比例课征“和平税”。
这么一来，既可抑制军火出售，又可充实联合国和平行动的资金。他还建议在飞机票上课征0.1%的“和平行动航空捐”，因为空中航行最需要和平。
无论落实哪一项建议，都能大大缓解负债累累的联合国财政。
然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大会议里，这些提案都被“一票否决”。
否决的理由很明确，我们前面说过，联合国的性质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不是一个“世界政府”。
否决者，当然是最大的欠费者。
好在，《联合国宪章》在起草的时候，就预见到一些国家可能会出现“老赖”的情况。
《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引入了一条落实机制，即第19条，规定：“凡拖欠本组织财政款项之会员国，拖欠数目等于或超过前两年应缴数目之和时，即丧失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
但是，美国的意思很明显，作为“创始国”之一，最重要的财政国之一，必然要优先考虑本国利益。
况且，赖账的又不止我美国一家，除了俄罗斯不交之外，还有20多个国家，也没交钱清欠款。
有鉴于此，秘书长加利不得不于1996年4月8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必须支付会费》的文章，罕见地公开点名。
他说：联合国已处于经济灾难边缘，美国不交拖欠的会费，已威胁到联合国的生存。俄罗斯应交的会费近年来已经一再削减，但因国内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而拖欠会费，但表示要交会费，不会赖帐；另外20几个国家欠费2年未交，也属于经济方面的原因。
这几乎是一项无奈又悲愤的控诉。
1999年，美国国会主张，要设立一个独立的监察主任来监督联合国的财务账本。直到德国资深外交家卡尔·帕施克走马上任为第一任总监察长，美国的欠款事件才告一段落。
90年代，西方国家可以大方地花800亿美元打42天的海湾战争，但却推诿交纳区区几十亿美元的维持和平行动费用。
联合国1994年34亿美元的维和行动开支，只相当于美国该年度防务支出的1.3%。
当时负责联合国行政和管理事务的助理秘书长科费·安南曾不无感慨地说：“人类有钱打仗，无钱议和，真是莫大的讽刺。”
自从8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经常性拖欠会费，频繁使用否决权，一度把联合国弄到了瘫痪的边缘。
据统计，在1985年到1989年，美国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屡创新高，伴随着美国的战略需要“时缴时不缴”。
到了小布什执政的2001-2009年，由于发生了“9·11事件”和反恐斗争需要，美国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大幅下降，但并未还清所有欠款。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联合国的财政政策与前任相比有所改善。在不违反《联合国宪章》第19条的前提下，美国保持了一定限度的“技术性拖欠”。
美国依然保持着每年底欠款金额达2.78亿美元至3.98亿美元不等，约占当年应缴金额的一半。
自特朗普“二进宫”之后，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再次成为一个可以利用的筹码。利用其降低美国的会费比额，或者利用其引导联合国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改革。
总的来说，美国以会费要挟联合国的主要方式包括：通过不断降低会费比额，以减轻本国经济负担；通过保持其会费比额在一个相对占优的地位，保持在联合国事务中的绝对影响力；
以拖欠会费、退出联合国附属机构等为要挟，控制联合国经济命脉，按照美国的好恶操纵联合国工作方向和重点；以缴纳会费为条件，要挟联合国实现美国的多种利益诉求。
美国的会费政策成了一种“操控模式”。一方面挟联合国满足其多种诉求，一边退出联合国的多重机构。美国向联合国的付费能力，已经异化成了一种“财政霸权”。
联合国的财政问题，其实是一个国际政治博弈的过程，对于我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借鉴意义。
中美两国与联合国的历史渊源、政治考量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缴费记录。
美国之道，重在一个“利”字。
中国之路，重在一个“义”字。
自恢复合法席位以来，特别是随着经济实力增长、会费比额大幅提升至第二位的今天，中国始终坚持按时、足额、无条件缴纳会费。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国际社会的道义、信誉和形象更为重要。
中国及时足额缴纳联合国会费，将有利于联合国更好地履行职责、推进改革，也反过来有利于中国借助联合国服务本国发展，提升国际形象，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
美国的联合国会费政策的着眼点是重“利”轻“义”，即想方设法利用缴纳会费这一“杠杆”，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而中国的联合国会费政策的着眼点是重“义”轻“利”，通过及时、足额、无条件地缴纳会费，树立自身在国际社会中言必信、行必果，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社会主义大国建设性形象。
两国会费政策的着眼点不同，利益诉求的表现形式迥异，既源于两国不同的国情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与两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联合国的渊源和关系、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历史和经验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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