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每天工作8小时，觉得累吗？我相信90%的人都会点头。我们抱怨早八起不来，抱怨朝九晚六像坐牢，抱怨生活被工作填满、没有自由，甚至在网上自嘲是社畜、是牛马，觉得这8小时是资本家的剥削，觉得日子太苦、一眼望不到头。
但如果我告诉你，你如今嫌弃的8小时工作制，在100年前的中国工人眼里，是想都不敢想的天堂，甚至是他们愿意拿命去换的神话，你信吗？今天，让我们收起矫情，穿越回百年前，看看真正的底层劳工过着怎样的日子，看看是谁把我们从那样的黑暗里硬生生拽了出来。
把时间拨回1920年，那是一个没有劳动法、没有双休、甚至没有基本人权的年代。那时工人的每日工时不是8小时，而是14、16乃至18个小时。上海纺织厂的女工，凌晨4点就要上工，一直劳作到夜里10点；唐山煤矿里，年幼的童工赤身裸体在黑暗矿道中爬行，身后拖着远超体重的煤筐，动作稍慢，工头的鞭子就会狠狠抽来，稍有不慎就会被直接赶出厂门，生死无人过问。
在那个年代，工人寿命极短，他们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服苦役。他们不敢奢求休息，因为停下就意味着全家饿死；在他们眼里，自己从来不算“人”，什么是牛马，那才是真正的牛马。如果告诉他们，未来每天只需要工作8小时还能领取报酬，他们只会觉得你在讲天方夜谭，甚至觉得你疯了。
就在劳工们麻木等死的时刻，有人站了出来。陈独秀作为北大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旗手，做了一件当时多数读书人不屑为之的事——脱下象征身份的长衫，走进肮脏恶臭的工棚。看着满身煤灰的工人，他痛心疾首，不愿只在《新青年》上撰文呐喊，转而用工人听得懂的语言唤醒他们的觉醒。陈独秀在上海奔走，李大钊在北方动员，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早期共产党人向工人们喊出了振聋发聩的主张：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归自己支配。
这句话如一道闪电，劈开了工人们混沌的意识：原来人可以拥有休息的时间，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时光。陈独秀告诉他们，世界由他们建造，高楼由他们垒砌，煤炭由他们挖掘，他们不是牲口，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劳动者，有权活得像个人。那一刻，无数麻木的眼神里，第一次燃起了希望的光。
想要争取这8小时，必须付出血的代价。资本家与军阀听闻8小时工作制的诉求，如同被触动根本利益，悍然举起屠刀。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军阀吴佩孚下令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工人领袖、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刽子手连砍数刀，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浑身是血，仍厉声怒斥：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1岁。
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几十万工人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以胸膛堵枪口、以血肉抗屠刀，只为争一口气，喊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时代强音。正是这场场不怕牺牲的抗争，迫使旧政府退让，让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工人也是人，也应享有基本的权利与尊严。
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甚至心生抱怨的8小时工作制，其实是无数革命先烈用头颅与鲜血换来的战利品。我们觉得累，是因为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这并不可耻，但请永远不要忘记，这项权利的底线，是百年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驱者，带领祖辈从苦难泥潭中一寸寸挣来的。
今天，当我们能够按时下班、拥有周末、陪伴家人时，请在心里向那些最早的唤醒者敬一个礼。正是因为他们，我们才没有在漫漫长夜里世代为牛马。这8小时从来不是束缚，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属于劳动者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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