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有一处细节耐人寻味：冯道在耶律德光的注视下批阅文件，镜头特写给到文件结尾，时间赫然写着"天福十二年正月廿四日"。
这个看似寻常的年号，背后却是五代十国最混乱的纪年迷局之一。
一年三号：公元947年的时空错乱
公元947年（农历丁未年），堪称中国历史上纪年最混乱的年份之一。
这一年本应是后晋出帝石重贵的开运四年。然而正月一日（丁亥朔），耶律德光率契丹军从封丘门攻入开封。《新五代史》载："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晋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辞，素服纱帽以待。"后晋至此实际灭亡。
对契丹而言，这一年是会同十年。耶律德光于二月朔日（初一）在开封改国号为辽。《辽史》记载二月改元"大同元年"，但《旧五代史》等中原史料记载其改晋为大辽、大赦天下，仍号"会同十年"。
而真正让这个年份变得诡异的，是刘知远的选择。
未忍忘晋：刘知远的政治算盘
是年二月十五日（辛未），刘知远在太原称帝，但他并未立即改换国号或年号。
他对外宣称"未忍忘晋"，以此争取后晋旧臣和中原百姓的支持。他厌恶导致亡国的"开运"年号，因此绕过晋出帝石重贵，直接承接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天福"年号。将"天福八年"之后的四年顺延，按时间推算称之为"天福十二年"，标榜自己是石敬瑭的合法继承者，借此安抚旧臣、收揽人心。
这招数似曾相识——如同朱棣靖难后，将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承袭太祖法统、否定建文正统性。历史往往在相似的权力逻辑中不断重演。
现在回到《太平年》开头的那一幕。根据当时的时间点——"天福十二年正月廿四日"，此时刘知远尚未在太原称帝（二月十五日），开封仍在契丹控制之下。按照契丹纪年，文件上的时间应该是"会同十年正月廿四日"。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石重贵已经被废，用”开运四年“已经不合适，契丹又未正式接管后晋，在这个没有皇帝的帝国里，官员也只能以”天福十二年“作为权宜之计。
大汉天福十二年
大同元年/天福十二年三月，耶律德光因水土不服及中原反抗激烈，决定北返；刘知远则趁势南下。四月，耶律德光行至栾城病死，遗体被制成"帝羓"，契丹内部陷入争斗。
天福十二年六月甲子日，刘知远的车驾正式抵达开封；六月戊辰日，他下诏大赦天下，正式定国号为"大汉"，却在诏书中特意规定"年号依旧称天福"，形成了"新国号+旧年号"的奇特组合。
这一"大汉天福十二年"的怪现象持续到次年正月五日，才宣布"改天福十三年为乾祐元年"。这意味着在正月五日之前，后汉官方仍沿用"天福"纪年，称该年为天福十三年。
正月二十七日，刘知远驾崩，秘不发丧。四天后的乾祐元年二月朔日，周王刘承祐"于柩前即皇帝位"。
墓志上的时空折叠
《五代墓志汇考》中收录的《王建立妻田氏墓志》，为这段混乱的纪年史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证据。
墓志铭上写道："天福十三年戊申岁正月二十二日薨……即以汉乾祐二年……葬"，为"天福十三年"又续命了十几天。
田氏去世时，虽然朝廷已在半个月前改元，但可能因诏书尚未传达到其所在地区，或者家属在治丧初期仍习惯使用旧年号，导致墓志上留下了"天福十三年"这一特殊的历史印记。而到了下葬时（乾祐二年），墓志文中则使用了新的"汉乾祐"年号。
一方小小的墓志，竟成了那个混乱时代的缩影——旧朝未远，新朝已至，而普通人的生死，就这样横跨在两个年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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