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一个清晨，卡纳塔克邦北部的山村里传来悠长的鼓点，十二岁的库什布被父亲牵着手走向村庙。鼓声密集、檀香升腾，村民围成圆圈。旁观者以为是盛大的宗教节日，实际上那是一场不需新郎的“婚礼”——少女被“嫁”给女神耶蓝玛，自此失去普通人家女儿的身份，获得一个光鲜却致命的称号：圣女。
这套仪式可追溯到公元九世纪帕拉瓦王朝时期，最初的圣女（梵文称Devadasi）是庙宇舞蹈家，负责用最纯洁的身体向神明献舞。那时，她们拥有依附庙宇的俸给，能接受音乐、梵语、文学的教育，甚至能与国王对话。然而社会结构一旦倾斜，神圣的外壳就会迅速龟裂。十四世纪后，穆斯林王朝、马拉塔人先后统治德干高原，寺庙经济骤降，圣女收入断崖式下滑。活下去成了唯一目标，身体成为最廉价也最迅速能够变现的资本。
一八五七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后，英属印度政府在列出的一系列“本地陋俗”清单里，把圣女制度与“露天火化寡妇”的娑提并列，却迟迟没有颁布禁令。原因很简单，殖民者更关心税收与秩序，对庙宇里攫取香火钱的灰色链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圣女仍属合法存在。独立后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曾短暂禁止此制，但其他邦反对，认为“限制了宗教自由”。由此可见，宗教外衣在印度社会有多强的豁免力。
时间来到一九八八年，卡纳塔克邦率先通过《禁止德瓦达西法案》，两年后中央政府跟进，宣布任何招募新圣女的行为均属犯罪。纸面上，少女们似乎得到了释放；现实里，基层警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新圣女的数字依旧以每年数千的速度增加。官方统计与民间调查的差距常常高达一倍。法律像一张风化的网，大洞小洞都让人有机可乘。
决定命运的往往是一张借款凭条。低种姓农户收成不好，地主伸手放贷，一张纸承诺“只要把女儿供奉庙宇，债务立刻勾销”。借款数额折算成人民币不过两三千元，却能困住一家人的未来。对贫穷父母而言，圣女似乎是“出路”。有人淡淡嘟囔：“总比全家饿死好。”这样一句话，切割了亲情，也堵死了退路。
有意思的是，圣女并非全部来自最底层达利特。部分贱民群体的女性因人口外流，反而能进城做保洁、工地帮工，得到微薄工资；更多陷落的是“次底层”——没有土地、没有资源、又被村规束缚的农户。她们上升通道几近为零，圣女成了唯一能搏一线生机的“职业”。
纪录片《圣妓传说》里出现过短暂的对话。记者问年仅十三岁的贝拉瓦：“如果明天有人来救你，你走不走？”女孩盯着地面，轻声回道：“去哪里？这里至少能吃饱。”不到十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屏幕上。对话虽然短，却戳穿了所谓救赎最大的困境——社会接纳度。圣女一旦离开庙宇便失去“神圣光环”，在世俗层面却被视为“污秽之身”，正规工厂、商店都不肯雇佣。脱离制度容易，融入社会难如登天。
传统信仰与现代法治之间的拉锯，也折射在数据上。二〇一三年印度全国妇女委员会报告显示，安得拉邦登记在册的圣女仍有四万余人，其中约一半未满十九岁。更令人心惊的，是“世袭”现象——祖母、母亲、女儿三代同为圣女，不得婚配，不得继承财产。只要庙宇尚存，只要有人肯付钱，循环就难以终止。
值得一提的是，二〇一七年班加罗尔街头出现一支由前圣女组成的巡演队伍，她们走村入城演出剧目《断链》。舞台灯光并不华丽，演员的眼神却异常坚定。她们用脚铃声讲述自己的故事：被迫剃发、佩戴银铃、成为祭品；母亲病逝后，无钱火葬；难产后，孩子被收走。观众席里，年轻人默默掏出手机拍摄，老人含糊地念诵祷词，不是为神，而是为那些曾经“属于神”的姑娘。
外界的救援行动陆续展开。关爱儿童基金会自二〇一二年起，在卡纳塔克邦设立庇护所，供未成年圣女脱离庙宇后学习识字、缝纫、电脑录入等技能。十年过去，累计帮助约六千人。相较于庞大的基数，这个数字依旧微不足道，却如同黑夜中的微烛。遗憾的是，很多女孩完成训练后仍会被家人带回村里，重新置于庙宇的阴影之下。制度之墙不推倒，个人的奔跑终究撞得头破血流。
有人总结圣女制度的存续原因：一是贫困，二是无知，三是男权，四是宗教权威。听上去简单，可一旦四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就像古老的藤蔓，缠绕得滴水不漏。拆开哪一根都要冒风险。印度社会学家沙玛曾写道：“圣女的极端，是印度女性常态的放大镜。”当公共资源、教育机会、法律保障向上层集中时，最底层女人就只能以肉体为门票挤进生存赛道。
试想一下，如果库什布的父亲当年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季节工工作，她也许会坐在学校教室里背乘法口诀；如果当地警察真把一九八八年的禁令当回事，那场没有新郎的婚礼压根不会举行。但历史没有如果。当年的鼓声停歇，少女已经被推上没有回头的坡道。
尾声里，老圣女萨维特里独坐庙台阶，皱纹深刻。她今年五十八岁，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唯一的亲属是同为圣女而早已失明的姐姐。她喃喃自语：“那些说我是神的人，都走了。”古老崇拜的香火未必熄灭，可落在个人身上的火星，早已灼穿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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