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六年,黄州城内举办了一场久违的接风宴。

苏轼端着酒杯,眼神直勾勾地定格在面前这位女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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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里像是从吞噬无数性命的蛮荒之地逃生归来?

分明像是刚从江南的烟雨画船中游玩归家。

苏轼心里的震撼简直没法用语言形容。

这五年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愧疚,甚至可以说是在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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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他的那场“乌台诗案”,王巩被连累得最惨,差点把命都丢了。

如今好友归来,不仅没有半句怨恨,连身边的女子都活得如此通透,这怎能不让他动容?

酒过三巡,苏轼实在忍不住了,轻声问了一句:“岭南的日子那么苦,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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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所有的从容背后,其实是一场足以摧毁任何人的政治海啸。

故事得退回到五年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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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王巩就是苏轼的头号“迷弟”。

在没见到偶像之前,他就对苏轼那种豪放洒脱、直抒胸臆的词风痴迷不已。

为了能和苏轼搭上话,他采用了最笨也是最真诚的办法——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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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为了一句诗的推敲,反复琢磨好几天,然后郑重其事地寄给苏轼请教。

两人相见恨晚,从此成了莫逆之交。

在苏轼的书房里,经常能看到两人为了一个字眼争得面红耳赤,转眼又因为一句妙语抚掌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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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他们,沉浸在诗词的象牙塔里,以为才华可以抵挡一切,却不知道命运的镰刀已经高高举起。

元丰二年,惊天动地的“乌台诗案”爆发了。

御史台的官员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搜集苏轼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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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场风波中,受牵连最深、下场最惨的,偏偏就是王巩。

为什么是王巩?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太“实在”了。

别的酒肉朋友在苏轼落难时,唯恐避之不及,早就把往来书信烧得一干二净,生怕惹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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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王巩,将苏轼的每一封手稿、每一首诗词都视若珍宝,精心装裱收藏。

结果抄家时,这些珍贵的墨宝,全部成了苏轼“诽谤朝廷”的铁证。

一纸诏书下达:苏轼贬黄州,王巩贬宾州。

那个年代的岭南宾州,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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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远离中原,毒虫遍地,瘴气弥漫。

对于从小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王巩来说,这不仅仅是流放,几乎就是一张死缓判决书。

出发前的那个雨天,是苏轼一生中最痛的时刻。

刚从大狱里放出来的苏轼,特意赶到城郊破庙,去送别这位因自己而遭难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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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王巩那一身布衣和憔悴的面容,苏轼的心像被刀绞一样。

他一生豪迈,此刻却哽咽难言:“是我连累了你…

可王巩却笑了,他一把拦住了苏轼的话头:“能与兄长共同面对这场风雨,也是你我的一段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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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歇斯底里的抱怨,没有痛哭流涕的指责。

分别时,王巩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诗集塞到苏轼手中,说此去岭南不知归期,留个念想。

苏轼握着那尚有余温的诗集,望着好友远去的背影,泪水模糊了视线。

他知道,这份情谊,是用身家性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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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岭南的残酷远超想象。

王巩到了宾州,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以前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朋友、门客,在他落难的一瞬间就作鸟兽散。

甚至连家中的妻妾,也因为畏惧岭南的艰苦,纷纷离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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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在一个众叛亲离、心如死灰的绝境里,谁还能守住那份初心?

她原本只是王巩家中的一名歌姬,身份卑微。

在那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关口,她却默默收拾好了行囊,坚定地站在了王巩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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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巩惊讶地问她要去哪里,她只回了一句:“你去哪,我就去哪。”

就这样,这位原本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柔弱女子,跟着王巩踏入了蛮荒之地。

岭南的生活苦不堪言,住的是漏风的茅屋,吃的是粗粝的杂粮。

湿热的气候让北方人极不适应,王巩很快就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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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脱下丝绸,换上粗布,学着当地农妇的样子生火做饭。

为了给王巩治病,她甚至亲自上山采药,跟着赤脚医生学习医术。

一个个难熬的深夜,是柔奴的歌声驱散了王巩心头的绝望;一次次病痛的折磨,是柔奴的汤药将王巩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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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熬,就是整整五年。

在这五年里,多少被贬的官员死在了岭南,多少显赫的家族烟消云散。

但王巩活下来了,而且活得精神矍铄。

柔奴用她的温柔和坚韧,在荒蛮之地为王巩撑起了一片名为“家”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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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在用身体对抗环境,而是在用灵魂对抗命运。

时间回到元丰六年的那场宴席。

王巩终于遇赦北归,回到中原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柔奴去见苏轼。

苏轼原本做好了看到两个“废人”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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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象中的王巩应该是颓废苍老,柔奴应该是容颜尽毁。

可当他们走进厅堂时,苏轼愣住了。

王巩气度依然儒雅,甚至比五年前更显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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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三巡,苏轼心中的疑惑越来越盛。

他实在无法想象,一个柔弱的女子,是如何在瘴气丛生的岭南保持这份惊人的美丽的?

他放下酒杯,忍不住问出了开篇的那个问题:“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柔奴没有诉苦,没有炫耀功劳,只是淡淡地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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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然一声,这短短八个字,如惊雷掠过苏轼的心头,瞬间击穿了他的灵魂。

他这一生,虽然生性豁达,但从朝堂高官跌落到黄州团练副使,内心深处怎会没有痛苦和挣扎?

他一直在寻找精神的解脱,一直在用老庄哲学来宽慰自己。

而眼前这位身份卑微的歌姬,却用最朴实的话,道出了人生最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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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心是安定的,哪里不能是家乡?

哪里不能是归处?

外界的风雨、政治的迫害、环境的恶劣,在这个强大的灵魂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

苏轼激动得站起身来,当即铺开宣纸,挥毫泼墨,写下了这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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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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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羡慕好友王巩是个“琢玉郎”,有幸得到了柔奴这样美好的女子;他更惊叹于柔奴“万里归来颜愈少”的奇迹。

那不是驻颜有术,那是内心的纯净和强大滋养了容颜。

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不仅治愈了苏轼对连累好友的愧疚,更成为了他后半生遭遇无数贬谪时,支撑他随遇而安的精神支柱。

岁月流转,千年已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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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首词,以及词背后的故事,却依然鲜活。

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她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了:一个人的高贵,不在于身份地位,而在于灵魂的坚韧与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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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看似是在写美人的容颜,实则是在写一种伟大的人格。

当我们身处逆境、甚至遭遇人生至暗时刻时,不妨读一读这首词,想一想那位在岭南瘴气中微笑的女子。

心若安处,何处不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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