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岁末，京张铁路线上寒风凛冽，一列军用专列轰鸣北上。车厢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李德生望着窗外飞逝的雪景，心里七上八下：电报只说“速来北京，有重要工作”，并未透底。
那一年，中苏边境刚经历珍宝岛炮火，首都防务成了最高机密。中央军委连夜碰头，多位老帅都举荐同一个名字——李德生。理由出奇一致：打得硬，心不浮，立场稳。
李德生的履历算不上显赫，却极耐琢磨。1916年，他生在河南新县一个佃农家庭。母亲早逝，父亲给地主打短工，日子紧巴得很。不到十四岁，李德生已练出一身挑水扛粪的力气，也练出了对旧社会的痛恨。1930年夏天，他跟着红军改写了命运。
从最底层的小号兵做起，他不善言辞，却冲锋不要命。“别磨蹭，跟我上！”话不多，动作快。第一次夜袭，他一刀砍下敌军旗杆，战友们给他起了外号“黑虎”。
长征途中，他在雪山脚下冻掉两根脚趾，又硬是咬牙跟着部队翻过夹金山。陈锡联当时是师长，记住了这个不声不响却总能完成任务的通信班长。两人年岁相仿，却惺惺相惜。
抗战全面爆发后，部队改编。职务普降，李德生眼看要回到普通战士队列。陈锡联在会上拍桌子：“这小子，枪一响就往前冲，谁顶得住？留着他指挥排！”于是通信班长一跃成为排长。
百团大战前夕，狮垴山西峪掌阵地告急。日军火网织得密不透风，山头被炮火削出缺口。李德生主动请战，抄小路绕后。距离三十米，他低喝：“开火！”一轮冲杀，守住了咽喉，自己脸上添了两道刀痕。
解放战争推开大幕，他已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襄阳、樊城固若金汤，他和王近山却决定“避山取城”，夜渡襄河，奇袭真武山。三天三夜爆破十余座暗堡，硬生生撬开了江汉门户。
1951年，他随志愿军渡江而北，接手上甘岭一线。美军炮火每平方米投弹五枚，他干脆把重火器后撤，轻装前出，打起穿插。他对参谋笑言：“咱们躲开铁雨，贴身揍他！”阵地终未丢。
停战后，李德生领十二军回国，带回一套改进版“郭兴福教学法”。班、排夜间射击、背包翻山跑，这些土办法硬是把战士们练成了“铁脚板”。彭德怀检阅时说：“好苗子都在这儿。”
1965年，他调任安徽，主持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的农业恢复。跑遍大别山七十多个县，他的吉普车座椅磨破了皮。地方干部笑称：“老李又来和我们一起挖沟修渠了。”
1970年2月3日夜，李德生抵达北京西站。保卫干事一句话：“李将军，请您直接去中南海。”他跟随乘务员跨进怀仁堂侧门，灯光雪亮，气氛肃穆。
毛主席端坐案前，手里翻着一份报告。见李进来，抬头扫视片刻，语气平静却不容辩驳：“北京军区，要换个司令。中央研究后，认为非你莫属。”
“主席，我长期在地方，怕耽误大事。”李德生略躬身，小声回应。
“你打过鬼子，顶过美国佬，还怕守不住首都？顶上去！”毛主席说完，把一枚军区司令的胸标推到桌沿。
几句话，定乾坤。李德生领命，全然没有庆幸，只有沉甸甸的压力。那一年，他五十四岁。北京军区除守卫中心，还要盯着北方漫长边境，绝不容闪失。
上任伊始，他把作战会议搬到野外靶场。军械局长回忆：“将军抄起半截粉笔就在坦克装甲上画示意图，机务兵全围过来听。”防空火力网、空降机动点、预备役民兵配合，一张严密盾牌悄然成形。
1971年春，中苏边界再起摩擦。北京军区完成一级战备，仅用六小时便整装待发。外交场合里，外方武官私下透露：“贵国首都防御速度令人咂舌。”李德生却淡淡一句：“职责所在。”
在北京的七年，他几乎没在中南海多待，常跑张家口、承德、黑河，夜里住防炮连的地窝子。老战士悄悄算过，将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外出检查两百五十来天。
1973年，他调任总政治部主任，手书“为兵服务”四个字贴上办公桌。有人问他座右铭，他摆摆手：“打仗讲拼命，治军靠规矩。就这两条。”
晚年回忆那次深夜召见，他说：“当年要我去北京，我只带了一个挎包，以为几天就返程。结果一走七年。人在部队，命令一到，哪有说不的道理。”
李德生离休后住在海淀，楼下常有年轻军官等候取经。他笑声爽朗：“我没多少文化，只有一条，‘少讲空话多练兵’。”门楣上那副对联，也道出他的底色——“干字当头，敬民为本”。
他的一生，辗转于豫鄂皖山岭、太行深谷、鸭绿江两岸、京畿要地。打胜仗是本分，守边防是职责，至于荣耀，他向来轻描淡写。
1970年的那通急电，不过是历史长卷里的一笔，却定格了一个将军的命运，也让首都防线多了一道稳固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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