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恩来语出惊人：听他的话红军不用长征！
这个“屠夫”凭啥当副主席？
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北京，天高云淡，但这几天政协会议的现场，气氛那是相当压抑。
尤其是当那份印着金字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名单公布时，台下虽然没炸锅，但大伙儿那眼神，简直比见了鬼还震惊。
为啥？
因为名单上赫然写着三个字：李济深。
这人是谁啊？
那是国民党里的老江湖，跟蒋介石拜过把子的铁哥们。
更要命的是，一九二七年那会儿，他在广州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狠人”，手上沾了不少共产党人的血。
让他当新中国的副主席？
不少代表心里那是一万个不乐意，甚至有人私下里气得直拍桌子，说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就在大伙儿憋着一肚子火没处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站出来了。
他没讲大道理，也没摆资格，就轻飘飘扔了一句话，直接把全场给震住了：“如果当年中央能听他的话，也许我们的红军就不用被迫长征了。”
这话一出，全场那是死一般的寂静。
政治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哪怕那个朋友以前捅过你一刀。
这一句“不用长征”，到底是个啥情况？
这事儿咱们得倒回去慢慢盘。
不过在那之前，得先说说这个李济深是怎么从蒋介石眼皮子底下跑出来的。
这剧情，比现在的谍战片可刺激多了。
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一九四八年冬天。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眼看着就要完犊子了，这老蒋也是急红了眼，对异己的监控那是变本加厉。
当时李济深躲在香港，这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那时候的香港，表面上归英国人管，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特务的后花园。
为了盯死李济深，保密局的那帮特务也是绝了，直接在李家对面盘了个杂货铺。
那老板压根不关心生意，整天就搬个小板凳盯着李家二楼的衣帽间。
为啥盯衣帽间？
因为特务们摸清了李济深的习惯：只要他出门，必穿那件深色大衣。
只要那大衣一动，特务的抓捕网立马就收口。
在这种让人窒息的监视下，要把这么个大活人弄回北方解放区，难度跟登天差不离。
这时候，周恩来把这烫手山芋交给了中共情报界的“大神”——潘汉年。
潘汉年这人，那是真有两把刷子。
他到了香港没急着动手，先是安排了一场大戏。
一九四八年的圣诞节，李家那是张灯结彩，高朋满座，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节日趴体。
对面的特务一看这架势，心想这老头又要喝一宿，神经也就稍微松了那么一点点。
等到夜深人静，客人散场，按照剧本，李济深该去拿那件大衣准备跑路了。
就在他的手刚要碰到衣架的时候，一只手猛地按住了他。
是潘汉年。
潘汉年压低声音说了句：“别动那衣服，那是咱们的护身符。”
李济深也是个聪明人，立马懂了。
于是，那件深色大衣就这么孤零零地挂在衣架上，成了忽悠特务的最后一道障眼法。
在这件大衣的“掩护”下，李济深趁着夜色从后门溜走，直接登上了苏联的货轮“阿尔丹号”。
等第二天特务揉着惺忪的睡眼，发现那件大衣还在原位，心里还美呢，殊不知李济深己经在公海上喝着咖啡，往北边去了。
这哪是统战工作啊，这分明就是拿命在玩心跳，稍微手抖一下就是万劫不复。
人是救出来了，可这心里的疙瘩怎么解？
要知道，一九二七年的那笔血债，实在是太重了。
蒋介石搞“四一二”，李济深在广州紧跟着搞了个“四一五”清党。
那几天，广州城里的空气都带着一股子血腥味，多少年轻的学生、工人倒在了枪口下。
这其中，甚至还牵扯到周恩来夫妇这辈子最大的痛。
当时蒋介石那是下了死命令，密令李济深抓捕邓颖超。
那时候邓颖超还怀着孕呢，为了躲避这铺天盖地的追捕，不得不东躲西藏，就在这颠沛流离的路上，孩子流产了。
更惨的是，因为这次流产，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
这叫什么？
这叫杀妻灭子的深仇大恨啊！
换做咱们普通人，这辈子别说当同事了，见面不捅两刀都算素质高。
但是，历史这玩意儿最吊诡的地方就在这儿。
一九四九年，当李济深战战兢兢地见到周恩来时，他以为等着他的是冷脸或者清算，结果呢？
迎来的是周恩来那句关于“长征”的辩护。
这就要说到一九三三年的“福建事变”了。
那时候李济深己经被蒋介石踢出了核心圈子。
老蒋这人大家都知道，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软禁、释放、再打压，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李济深算是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那副嘴脸。
当时驻扎在福建的十九路军，也就是那支在上海跟日本人硬刚过的英雄部队，日子也不好过。
蒋介石逼着他们去打红军，可蔡廷锴、蒋光鼐这些将军心里想的是打鬼子。
李济深一看，机会来了，直接联络十九路军，在福州另立山头，搞了个“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抗日。
这对当时的红军来说，那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当时的中央苏区正面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形势那是相当危急。
如果红军能跟福建的李济深联手，一东一西，就像两把钳子，蒋介石的包围圈分分钟就被撕个大口子。
李济深那是真心想合作，双方连停战协定都签了。
毛泽东当时虽然被排挤了，但他眼光毒啊，一眼就看出这是破局的关键，拼了命主张支持李济深。
可惜啊，那时候掌权的博古、李德这帮人，脑子里全是浆糊，死守着教条主义，非说李济深是“军阀”，是“中间派”，不可靠。
结果硬生生拒绝了这次合作，甚至还在旁边看热闹，眼睁睁看着蒋介石把十九路军给吃掉了。
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失去了这个强援，红军侧翼完全暴露，第五次反“围剿”输得那叫一个惨，最后没办法，只能抛家舍业，踏上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路。
说白了，就是把送上门的救命稻草当成垃圾给扔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
周恩来提这段往事，就是在告诉所有人：咱不能光记仇，得看大局。
李济深当年是想拉红军一把的，是咱们自己不争气，错过了机会。
这种胸怀，直接把在场的代表们给整服气了，也让李济深感动得老泪纵横。
其实李济深这个人的转变，也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国人的缩影。
从旧军阀阵营里走出来，当过大官，也被蒋介石背后捅过刀子，最后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了站在人民这一边。
他在政协会议上提的那个第一号提案，就是建议中央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权。
这一手，直接在外交战场上给了蒋介石致命一击。
这老江湖，出手还是狠。
如今回头看一九四九年那个秋天，李济深当选副主席，这不光是个职位分配的问题，更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胜利。
它告诉全世界，新中国不是一个小圈子的自嗨，而是所有爱国者的家。
周恩来用那句“不用长征”的假设，化解了几十年的恩怨。
这段历史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在国家大义面前，个人的恩怨情仇，哪怕再深，也得往后稍稍。
一九五九年十月九日，李济深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这一生，也算是跌宕起伏，值了。
参考资料：
李佩金，《我的父亲李济深》，团结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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