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0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各成员国常驻代表发出一封信，开宗明义提出“联合国资金可能于2026年7月前耗尽”，财政危机逼近的警报，再一次响彻国际社会。
根据信件内容，会员国要么如期缴纳会费，要么彻底改革财务规则，否则联合国这艘承载世界期待的大船极可能陷入困境。
数据层面，今年最大欠费国仍是美国。
自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国对国际组织姿态转为疏远。
2024年的联合国会费仍未结清，而在过去一年，美国已明确退出了66个国际组织，其中包括35个非联合国组织，以及31个联合国相关机构。
这种连续退群行为，让美国对联合国的资助大幅减少，对整体运作形成实质性影响。
相比之下，中国、欧盟等国家顺利完成缴费，响应秘书长的呼吁。
这场财务危机背景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新动态浮现——145个国家签署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俗称“公海条约”），已获81国批准，成为全球治理合作的新支点。
就在今年1月16日，中国正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将该条约秘书处设在福建厦门。
除中国外，比利时、智利也提交了秘书处承办申请。
美国倾向支持智利和比利时，而欧盟阵营大概率投票给比利时。
但地缘与势力格局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镍、钴等矿产需求中，中国的进口依赖度高达80%以上，这些战略资源高度关联深海治理与公海权益。
此次中国提出秘书处选址厦门，不仅因临近相关海域，便于资源调查与协调，更意在全球治理中提升话语权。
历史上，联合国主要常设机构集中于纽约、日内瓦等城市，亚洲范围内仅北京、曼谷等少数城市承接国际组织。
如果厦门申办成功，其地位有望跃居中国第二大联合国机构，辐射所有缔约国。
第一届缔约方大会筹备工作已于去年启动，今年晚些时候将召开，秘书处最终落地在哪座城市，或成为大会焦点。
对于全球治理而言，这不仅是地理选址，更关乎多边与单边、协调与强控模式的博弈。
实际上，除了资金危机，“治理理念之争”也是当前国际舞台上的主旋律。
今年1月14日，美国宣布组建加沙“和平委员会”，并向约60个相关国家和组织发出邀请。
章程草案显示，所有决议均需总统同意为准，哪怕三分之二成员国反对也不会改变。
这与联合国基于集体决策的多边体制完全不同。
最直接的结果，是各国对美国倡议多持观望，有的明确拒绝。
反观联合国体系，《公海条约》秘书处如能落户中国，将带动亚洲在全球事务中的深度参与，为周边海域法律治理与资源开发提供保障，也为全球缔约国搭建开放的平台而非“控制式俱乐部”。
回溯过去五年，各类国际组织总部选址、架构变更的风波其实频繁发生。
鉴于未来新能源、军工、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公海资源合理开发日益重要。
谁能抓住治理规则制定、资源分配的话语权，其影响力将远超表面的机构所在地。
事实证明，合作与透明规则才是全球治理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而个人权威或单方霸占，往往一时抢眼却难以长久。
展望下半年，随着联合国财政压力增大，财务改革呼声可能空前高涨。
而如厦门能承接《公海条约》秘书处，在国际组织设立模式、资源保障能力上，都将为全球用户、企业、研究者提供切实便利。
对于关注未来能源、海洋经济和环境保护的用户，这是一次信息窗口，也是国际议程变化的缩影。
不论各方如何角逐，规则和合作始终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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