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4日拂晓,皖南谭家桥一带雾气沉沉,湿冷的山风打在脸上像刀割。红军指挥所里,一位面色瘦削的年轻人拿着地图,袖口还沾着夜露,声音低却坚决:“敌旅今天一定得闯这条峡谷,只要咬住,他们就跑不脱。”这名指挥员年仅二十二岁,却已佩戴着军团长臂章,他便是寻淮洲。
战火中先说一句他的身世,或许更能衬出悲壮。1912年,湖南浏阳山窝里一个普通农家添了男丁,父亲给他取名“淮洲”,寄望孩儿胸怀大洲。十三岁,他在高等小学的作文里写下“不可做寄生虫”几个字,老师当场惊讶;同学们却笑他书生气重。谁也没料到,几年后他会拎着一杆旧步枪走上井冈山。
1927年秋,湘赣边的稻穗还没收割完,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十五岁的寻淮洲蹭着人群挤到队伍里,递上自己的草鞋,当即被编进三团当小号兵。那年头,枪比人少,一条枪要两三个人轮换,他却没叫一声苦,只要有时间就照着树干练瞄准。老红军回忆:“小寻抬枪从不颤,像钉在空气里。”
1929年冬,他跟着部队驻在江西安福,弹药奇缺。团长张子清探听到本地土豪卢某家私藏十几条新枪,却被附近警备队庇护,难啃。张子清拍拍他的肩:“小寻,你个子精瘦,夜里钻进去,能不能捞几把?”他只回答一句:“成。”夜深,他带两名老乡翻墙,直闯正屋。土豪被黑洞洞的枪口吓得腿软:“要钱?要命?”寻淮洲压低嗓子:“只要枪,捆好扛出去。”不到一刻钟,十四条步枪、一箱子弹送到了巷口,他单人挑担回营,嘴里还嘀咕:“这趟买卖划算。”第二天全营传开,“夺枪英雄”三个字叫得震天响。
枪在手,战场上自然少不了锋芒。大柏地、龙冈、兴国……每一次交锋都能看到他冲锋的背影。龙冈战斗俘张辉瓒那会儿,他扛着指挥刀跳进指挥所,“张军长,麻烦移步。”张辉瓒愣是被他生擒。毛泽东在总结会上半开玩笑:“小寻动手太快,政治部的同志还没来得及喊口号。”
年纪轻却会识人,这是后来杨得志、粟裕都服气的地方。一次整编,军部缺团长,参谋处报了好几个老资格名前,他却指向在帐篷外巡夜的杨得志:“让他来。”有人疑惑,寻淮洲笑道:“打仗看屁股,跑得不乱就行。”杨得志果然以一个月时间在浏水边打出名声。粟裕比他年长五岁,却自嘲:“论灵气还是不如小寻。”
1933年10月,中央红军扩编,二十一岁的寻淮洲被任命为红七军团长,成为三军团体系里最年轻的核心将领。当时不少老同志敲桌子庆贺,但也有人担忧:“年纪小担子太重。”事实很快证明,这句担忧既对又不对——能力没问题,命运却不肯等人。
进入第五次反“围剿”后,堡垒化、碉堡链压得苏区透不过气。中央7月初决定让红七军团北上牵制敌后,以博古、李德国防委员会意图为准,另派曾洪易伴随指挥。刚接电报,寻淮洲只说一句:“命令来了,就走。”七月六日,六千余人悄然出瑞金,队列里文书多、医生多,实打实的战斗员不足四千。
北上的路打出了气势。攻将乐,夺宁化,直插福州郊区,“红衣军到闽省”的谣言把南京政府吓得夜不能寐。蒋介石电令第十九路军紧急回撤,随后又派补充第一旅南下堵截。局势看似火红,可战略目标“迫敌大举回援”并未兑现,指责声随之而来。曾洪易意志不坚,暗地里打算自保,红七军团内部矛盾陡现。十月初,新十军来电要求会合,他却拖拖拉拉。队伍连续急行三千二百里,粮弹紧张到连马铃薯都当主食。
就在最危急的档口,曾洪易突然甩手潜逃。指挥权回到寻淮洲这里,他当天在夜色里召开排长以上会议,“路再险也得翻过去,否则大家都得完。”语速快得像机枪。十月下旬,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十军团十九师,他带队打连环伏击,黄沙岭、潭头岭连续挫敌,南京方面电令王耀武旅为先头锋线,以为可一举解决“流寇”。
于是有了谭家桥。地势险,是块典型“喇叭口”,北窄南宽,一旦敌军进入就难转身。寻淮洲布阵时特意把三十九团放在腰部,高地火力交叉,心里算盘打得响。然而自然条件帮了一半,天却没全帮。14日上午雾散得太快,敌骑兵三营先探出头,意识到不妙后立即掉转方向拉队形。王耀武见势急调炮兵,拼命轰炸两翼。接近午时,红军左翼二十师、二十一师守段被穿透,乌泥关被夺,包围圈破了缺口。
战到黄昏,他亲自上前线督战。身边传令兵劝道:“军团长,你回指挥所吧!”他摆手:“这会儿回去,我怕兄弟们心里发虚。”一句话没落地,一颗炮弹在前方炸开,弹片划破烟尘击中他的左腿和腹部。警卫员赶来扶,他挥手:“先把机枪架好。”鲜血浸透棉衣,仍执拗盯着坡下的烟雾。
两天后,部队被迫向浙赣交界转移。他半昏半醒,被绑在担架上,还嚷嚷:“别慢,拖久了敌人能包过来。”16日晚,离谭家桥二十多里,担架队在山坳里被流弹扫及,他再度重伤,凌晨时分停止呼吸。就地埋葬,坟上插着一截破木板,写着“红军寻师长之墓”。
消息传出,十九师官兵炸营般哭喊。粟裕赶到坟前,用军棉衣包住木板,“留个念想。”数年后粟裕领华中野战军转战千里,三次路过谭家桥,都悄悄拨夜色去看那座草坟,手抚泥土,不出声。
如果翻阅履历表,他当师长十八岁,军长二十岁,军团长二十一岁,速度在整个红军史中无出其右。许多档案里常写“骁勇机智”“善谋敢战”,纸面上的评语远不如走过他旧营房的老兵一句唏嘘:“小寻是真把命压上去干事的人。”如此资质,若能闯过皖南那道关口,后面西征还有漫长舞台,天知道他能走多远。
战场无情,年纪再轻也挡不住机枪炮火。寻淮洲殒命后,红十九师仅凭残部继续北挪,直至皖赣边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彻底搁浅。有人统计,从瑞金出发的六千余人,到1935年初能跟到抗日战场上的,不足千人。若说这一路摔碎了多少青春与才华,寻淮洲只是最耀眼也最可惜的一个例子。
今日再回到浏阳,他少年时读书的高等小学还留着,两进老屋墙体斑驳,教室角落支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那句十三岁作文里的话:人生不可做寄生虫。村里老人讲到他,常会添上一句:“这伢子话少,走路带风。”军号声已远,却仿佛还能听见清晨山里回荡的“集合”口令,短促,清亮,又带着一点少年的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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