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3日深夜，成都军区机要电话骤然响起。接线员只说了一句：“中央通知，明早护送彭德怀同志骨灰回京。”电话挂断，走廊里一片寂静。景希珍摘下听筒，握了很久，那只在炮火中从未发抖的手忽然有些颤。他明白，十二年的牵挂终于到了该落幕的时候。
景希珍出生在1929年的陕西石泉。十七岁参军，最初在后勤班当通信员。1949年春接到调令，赴北平报到。第一次坐飞机，他以为中途加油的西安就是终点，提前下机折腾了好几天，这个小插曲后来成了彭德怀茶余饭后的笑谈。也是这一年，景希珍被正式编入志愿军总部，成为司令部最年轻的警卫。
1950年10月，彭德怀空降沈阳，随后秘密抵达朝鲜桧仓。司令部设在废弃矿洞，潮湿阴冷，简直不像高级指挥所。年仅二十一岁的警卫连夜挖掘壕沟，加固洞口。面对美军昼夜不息的轰炸，“洞里蹲指挥官”成了常态。有人调侃矿洞像地窖，彭德怀却淡淡一句：“老百姓的家都被炸平了，咱们能睡行军床，已经占便宜。”
前线战事纷乱，电台里每隔几分钟就蹦出紧急情报。彭德怀常忍不住在地图前连画十几条箭头，回头又盯着电话急吼一句：“让××部队再顶半小时！”他连续多日只合眼二三十分钟。警卫们心疼，却谁也不敢擅自叫醒。终于有一次，他干脆让景希珍把手表拨快半小时，自己再按“假时间”起床，以免延误战机。那天夜里，他半开玩笑说：“你小子胆子真不小，敢和老总作对。”一句话，把紧绷的神经卸了下来，洞里响起久违的笑声。
志愿军司令部常收群众慰问物资：木耳、干菜、针线包。彭德怀从不准单独收，命令景希珍登记、封存，再由机关统一分配。一次，北京来电说有十件貂皮大衣专送司令员。景希珍连夜回复：“无法签收，请退回原处。”他随后写条子递给彭德怀：公私何所依？彭德怀批复三个字：“理所应。”这种君子之交在司令部早已成风。
抗美援朝胜利后，1955年，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新中国进入建设高潮，他主政西南、主抓国防，但生活仍简单得像军中行头。警卫班搬进西山小楼，家具不过几把藤椅。逢年过节，景希珍也只是点头问好，却从未敢把任何“填仓”的心意端上桌。彭德怀常对子侄说：“家国天下，先有天下后有家。”这话景希珍听了无数遍，每次都暗暗记在心里。
1965年底，命运骤然转折。彭德怀被错误批判，下放三线。景希珍请求随行，未获批准。他被调至四川工作，临别那天，彭德怀站在月台上，简单一句：“好好干，等我回来。”列车缓缓启动，两人紧握的手才松开。谁也想不到，这一别，就是永诀。
1974年，彭德怀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那时景希珍正在凉山州调研，翻山越岭之间忽闻噩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可那段岁月的尘封让他连奔丧都成了奢望，只能在营地给老首长烧了三炷香，埋在松树下，权作心祭。
“把骨灰交给你们，是中央的决定，也是老彭的部下对他的最后一次护卫。”1978年12月24日清晨，四川省委秘书长张振亚把包裹递过来。黑木盒上只有“彭德怀”三个字，墨迹凝重。景希珍和綦魁英小心翼翼，用那条曾陪伴司令员走过三八线的旧军毯，把骨灰包好。机舱门合拢前，他们对着成都方向行军礼，未发一言。
下午三点三十分，西郊机场塔台通知落地。王承光登机接替盒子，简单交接。北京已是凛冽寒风，旗杆上的五星红旗猎猎作响，没有奏乐，没有礼炮，一切从简。骨灰随即移送八宝山。工作人员请景希珍休息，他摆手，执意守到夜里十二点。有人劝他吃口热饭，他只说：“吃过，够了。”
次日，人民大会堂万人肃立。挽联上写“人民的元帅”。景希珍站在礼台左侧，目不转睛。追悼会结束，他悄悄走到灵盒旁，用袖口拂去一粒灰尘。仅此一个动作，旁人看了心里发酸，却没人开口。那年他四十九岁，满头青丝夹杂白发，像被北风瞬间吹老。
之后几年，他把珍藏的笔记、书信、照片全部移交中央档案馆。有人疑惑：辛苦收集，为何不留？他回答：“资料是国家的，私人留着，反误后人。”语气轻，却字字笃定。
2009年，咽喉癌确诊，景希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手术后说话费劲，他仍坚持口述《在彭总身边》修订稿。录音师累得直喊停，他在纸上写了三个字：“还没完。”直到声带彻底失去振动，他才放下笔。确诊半年后，病情恶化，临终前他示意家人取来那件早已褪色的55式军装。衣扣扣好，他闭上了眼，面容平静。
从朝鲜矿洞到会场灵前，景希珍护卫彭德怀的时间恰好十六年。此后又用三十一年撰写、证明、奔走，只为还首长一个公道，也为自己那个“终身任务”收尾。历史翻页声轻，却刻痕深。那些在雷雨夜里闪过的山河坐标，那些因为“公”字顶住的压力，都随两位老兵的离去而渐渐淡去，但在档案的纸页、在白杨树的年轮里，仍旧留有温度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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