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湖北省档案馆几位工作人员在清理旧物时，意外发现了一幅被岁月尘封的卷轴。
画工谈不上多么精湛，墨色甚至略显生涩，描绘的是汉江之上的夜航景象。
江岸渔火闪烁，帆影泛着微红，真正让人心头一紧的，是卷轴边角贴着的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字迹潦草却有力：“经济这东西就是航标灯，灯一灭，船这就得瞎撞。”
留下这幅画的人，名叫关广富。
提起这个名字，湖北老一辈人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头衔通常是“省委书记”。
可要是一竿子支回1983年以前，他在金融圈子里可是响当当的“算盘精”。
从整天拨弄算盘珠子的银行行长，摇身一变成了主政一方的大员，这跨度搁现在看，简直像是在听天书。
把日历翻回1983年4月。
那会儿，一份加急电报从中南海直发武昌紫阳路。
这事儿有多稀奇？
照着那年头的惯例，一把手通常得从副省级干部里挑，还得是管过党政、经验老道的。
可关广富呢？
级别是厅级不说，身上的标签也太“偏科”了——“财神爷”、“业务通”、“只会算账”。
让一个管钱袋子的去管全省的帽子、盘子和路子，能行吗？
省委大院里炸开了锅，质疑声更是满天飞。
有人心里犯嘀咕，怕他镇不住场子；也有人暗地里撇嘴，觉得他玩不转复杂的政治棋局。
谁知道，不到两个月，这些闲言碎语全都销声匿迹了。
咋回事？
因为关广富算的这笔账，跟大伙儿想的压根不是一码事。
上任头一个礼拜，他没按套路出牌去搞拜访、开座谈，而是一头钻进了越野车。
去哪儿了？
他把武钢的车间、襄阳的拖拉机厂，还有荆州的棉花地跑了个遍。
回来之后，他站在省委常委会议室的地图前，抓起粉笔，在湖北中部狠狠地圈了一块地。
那时候湖北的产业布局有个致命伤：南重北轻。
重工业全挤在长江沿岸，广阔的江汉平原腹地和鄂北地区，就像个塌陷的大盆地。
要是想图稳当，就该接着把武汉做大，锦上添花嘛，政绩出得快，风险还小。
可关广富心里装着另一本账。
他指着那个粉笔圈说：“汉水走廊那是中部的心脏，这儿要是不通，湖北这就活泛不起来。”
心脏不跳，四肢再粗壮那也是瘫痪。
就这样，“三纵两横”的大交通骨架被硬生生塞进了省里的五年规划。
省内铁路复线的开工速度，蹭蹭往上涨，直接冲到了全国前头。
这笔账算得透彻：路通了，血脉自然就活了。
光有大动脉还不行，还得有毛细血管。
这就得说说同年他拍板的另一件大事——让农村信用社“进村入户”。
在那个年代，银行的眼珠子都盯着大工厂、大国企，谁乐意去搭理农村那点鸡毛蒜皮的贷款？
风险高不说，额度还小，管起来累死个人。
从银行行长位子上提拔起来的关广富，比谁都清楚这里头的坑有多深。
但他还是干了。
理由就一句大白话：“资金这股活水，必须得灌到最细的根须里去。”
这一招，眼光毒辣得很。
仅仅过了三年，全省农贷余额翻了八倍。
这是啥概念？
那是海量的钞票像水银泻地一样流进了农家小院。
后来名震全国的孝感、随州那一片的豆制品、禽蛋产业链，就是靠着这些当初不起眼的“毛细血管”输血，才一点点长成参天大树的。
事实摆在眼前，这位“财神爷”不光会算死账，更懂得算活账。
这种“算账”的本事，有时候还带着一股子不讲理的“霸气”。
1985年4月，关广富去湖北人民出版社搞调研。
“这环境，能编出好书来？”
随行的人一脸苦相。
那年头搞基建，那是天大的难事，要指标，要层层盖章。
有人悄悄拽他袖子：“书记，指标还没批下来，这事儿难办。”
换个别的领导，大概率就是一句“回去研究研究”，然后把皮球踢给计划部门。
关广富咋干的？
他当场拍桌子，给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简直是“踩红线”的搞钱路子：“你们自筹一半，财政贴一半，再去银行贷一点，半年内必须动土。”
这时候，又有人拿“指标”说事。
关广富手一挥，撂下一句硬邦邦的话：“指标要是跟不上发展，那就改指标。”
这话听着像是脑子一热，其实背后逻辑硬得很：死守规矩那是庸才，解决问题才叫担当。
他是搞金融出身，深知只要杠杆用得对，钱是可以“变”出来的。
这种在乱麻里快刀斩乱麻的本事，是打哪儿练出来的？
这得往回倒带。
1966年，风暴刮遍全国。
关广富被发配到五七干校，这一蹲就是六年。
那是人生的至暗时刻。
多少人在那个环境里，精神崩溃了，要不就是变得唯唯诺诺，只求保命。
关广富在干啥？
他在种棉花，挖水渠。
白天干得浑身泥巴，到了晚上，借着月光，偷偷在一本粗糙的草纸本上算数。
算啥呢？
算“湖北城乡收入对比曲线”。
旁人在喊口号，他在抠数据。
旁人在搞斗争，他在核对农工产量。
1972年平反的时候，他掏出那几本破笔记，把这六年的数据记得清清楚楚，连统计口径都标得一丝不差。
老同事看到这些笔记直嘬牙花子：“真服了他，这日子都能熬得住。”
其实那不是熬，是他心里早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最早能追到1929年。
他出生在吉林扶余，是在“伪满洲国”的刺刀和凄厉的警报声里长大的。
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个黄昏，少年关广富捡起一枚废弃的弹壳，对他爹说：“这玩意儿，将来得融了埋进咱自己的地里。”
那种对土地、对建设的渴望，从那时候起就没断过线。
17岁当兵，学管军需；跟着贺龙的队伍过怒江、跨大渡河，一路算粮草算枪支；解放战争尾声在穆棱县，一个人调度全营的被服款项…
他这大半辈子，都在跟数字打交道。
50年代调进湖北后，因为对数字敏感到吓人，他成了李先念身边的年轻参谋。
李先念那是理财的大行家，对关广富只有六个字的要求：“嘴巴严，账目准。”
关广富回得干脆利落：“绝不打折扣。”
这句承诺，他守了一辈子。
1986年，他在省党代会报告里头一回写进了“中部崛起”的提法。
那一年，湖北全省GDP增速飙到了11.3%，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破天荒跨过了千元大关。
这都是账本上实打实的硬通货。
当记者追问秘诀时，他没扯那些高深的大道理，只说了一句大实话：“规划写在纸上那是画饼，口袋里有钱才是真格的。”
1999年，身体实在扛不住了，关广富申请离岗。
告别信统共才一百多字，没啥豪言壮语，心里头只惦记着一桩事：“湖南湖北，两湖得通气，别让规划搁浅了。”
退休后，他搬进了洪山脚下的老干部宿舍。
那是彻底退了。
有人想去采访他，聊聊当年的政绩，他摆摆手回绝了：“让我画两笔吧，心还在湖北，嘴巴该歇歇了。”
往后的十几年里，他雷打不动每天清晨五点爬起来作画，午后就读《资治通鉴》。
邻居大妈发现个怪事：这位老书记画画，只画那些嶙峋的怪石和老松树，从来不画花鸟虫鱼。
问他为啥，他乐呵呵地回答：“石头不怕风吹雨打，画它心才静得下来。”
这话，像极了当年在五七干校里，那个背着算盘、在糙纸上抄数字的倔老头。
2016年，他走了。
留下的那幅《汉水夜航》，成了他一生的注脚。
回头看关广富这一辈子，你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在他身上居然完美融合了：
一个是精打细算的银行家，算盘珠子拨得飞快，账目算得极准，绝不让一分钱打水漂。
一个是手腕强硬的政治家，看准了就下注，敢砸碎旧规矩，敢在地图上圈地盘。
当这两样东西合二为一，就造就了那个年代湖北经济腾飞的奇迹。
在那张便签上，他说经济是航标。
其实，他自己就是那个在江滩柳絮满天飞的岁月里，死死攥住舵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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